Youth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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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观察和分析

参钱理群：[我所知道的部分中国青年的新动向]（《天涯》杂志2014年第6期），其中：

杨庆祥文本（工蜂）的解读

【关于“80后，怎么办”的讨论】

杨庆祥的观察和分析——

青年的感受和自我认知：

处境困难：青年的经济和社会现状以及成长历程（从应试难、到就业难、到工蜂/蚁族）；
看不到希望：在全球资本和国内权贵的双重挤压下，对职业发展和人生方向的迷茫（上层社会想像？已经连根拔起？忘了知识服务社会的基本：为人民服务？）；
日益脱离社会：“个人奋斗”的过程中逐渐也成为了周围和社会的“局外人”（与社会现实的疏离）；
成了“四不像”：或“悬浮的阶层”、“各种区分之外的剩余人”，农村里没有我们的土地，工厂里没有我们的车间，权贵资本家只能出现在地摊励志小说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中”；

基本特征：

小u/小清新/轻主体：“沉溺的、观感的、后现代式的轻的主体”、“历史之‘重’被刻意‘轻’化了”：善于模仿，却无法构建真正有效的生活；可以成为朋友，却无法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
成功学：小资梦和中产梦“被物质化”，加偶尔的“小情调”，成为全球化资本的一部分——“资本俘获”；
历史感与历史担当的缺失：“油滑”/“圆滑”和“缺乏历史感”（又历史虚无主义，加上缺乏现实感），以至无法进行人生的定位：“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有效的关联点”，“历史感缺失”使他们“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它者”。杨庆祥说：“在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中，他们日常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无视一个事情的性质和范畴，而用一种局外人的身份与语气来对其进行嘲讽和戏谑”，“事物本身的严肃性、神圣性被取消了”。

潜在的参照系：

讨论有一个参照的，即他的老师辈，主要是50后的那一代人，
有历史感：“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与他们个人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他们不仅是在一个个人的空间里面思考与想象，而是与历史进行有效的互动”。
主体构建/价值构建：“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那段历史（知青、上山下乡、大跃进、‘文革’等），这段历史都是与他们的身体、生命接触过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一段故事，或者一段话语宣传。正是这种历史与生活的同一性使得这一代人具有一种厚度与韧性，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他们构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

比较之后的呼吁：

回到历史现场：因此，文章最后，杨庆祥召唤自己与80后这一代人，“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里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建立个人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参与“现实的社会实践”，“厘清自己的社会身份，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他实际上也是在呼吁恢复80后一代已经失去了的共和国传统。如论者所说，这显示了一种“唤回左翼思维的冲动”。

隐忧与建议：

“80后的青年其实是面临两个遗产的负面值的纠葛”，“一是全球化的资本的力量对人的异化问题”，另一是“左翼文化的极端性给社会历史带来的暗影”。
在提出“怎么办”，要求建立新的文化逻辑起点时，“既要警惕全球化时代的负面值，又要提防革命时代的负面值”。

钱老师的延伸思考——

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分析：

后毛泽东时代：这就使我们注意到，杨庆祥提出“80后，怎么办”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即在“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传统的部分失落。
历史与社会责任感：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最普通、最边缘的人都卷入历史潮流。毛泽东所领导的共和国的历次社会运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身体、情感、心灵，我们的小我始终和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我纠缠在一起，由此形成了这几代人强烈的历史、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集体主义意识。
被迫卷入，丧失自我的主体建构：但这样的历史社会关怀和参与又始终是被控制的，是以极大地挤压个人自由空间为前提的，所构建的主体是一个“驯服工具”。
改革开放要求摆脱负面束缚，突出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当“文革”结束，宣告毛泽东的乌托邦实验的失败，上世纪八十年代反省毛泽东时代历史时，要求摆脱其负面束缚，突出个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强调个人利益、自由、尊严与权利的个人主义成为时代主潮是自然的。
问题在于，对毛泽东时代缺乏真正深入的清理，就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了；
更严重是，以后中国发生的资本主义化，世界资本逻辑的渗透与控制，就将具有合理性的个人主义发展为极端利己主义与消费主义；

青年发展现状分析：

而80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他们有极强的个人意识，在我这样的曾经失落了个人的老一代看来，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他们因此失去了与历史、社会的有机联系，失去了历史、社会责任感与参与意识，确实令人担忧。
但同时应该看到，80后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待现实，首先是因为杨庆祥所指出的，是社会将他们推到了局外位置。（小石注：局外人也有局外人的好处，可以通过比较轻松、调侃的方式，来更轻松地梳理历史的过往，至少对过往历史，形成新的自觉。）

青年发展的路径和空间分析：

我也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执政者对公民参与权的限制，公共空间、政治和精神空间的相对狭窄，其实是青年人越来越个人化与物质化的不可回避的政治社会原因。
因此，杨庆祥呼吁80后“回到历史现场”，就不仅关系着中国年轻一代的历史走向，而且也提出了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要开拓公民，特别是青年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

对教育的批判和反思：

钱老师：高等教育不是改变命运的通道，而是加剧分化的助推器，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包括招生也不公平；

小石的观察和分析——

教育学分析：

一是理想教育缺失：后毛泽东时代的价值真空，不讲为人民服务、不谈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四有新人了；
二是职前教育缺失：对职业枯竭问题的反思，事业心没有；
三是商业与经济教育缺失：在基础教育中缺失这一块，个人与家庭的财务经营能力缺失；
四是科学教育的缺失：不讲科学分析和科学精神；

青年发展分析：

公益性和学术性的空间一直有，包括经济和政治参与等空间也不是没有；但路径选择需要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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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翔文本（漂泊者）的解读

【关于“漂泊一代：当代中国青年身份认同”的讨论】

材料：2013年，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王翔写了一篇题为《漂泊一代：以“漂泊”为视角看中国当代青年主体》；
研讨与活动：之后，部分来自北京、上海、陕西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其部分内容在台湾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报告，在大陆，因为没有作宣传，知道的人很少。

王翔的观察和分析——

两种青年主体；

“成功者”：人们看得见，也被社会承认与充分肯定的，是“成功者”。按王翔的定义，他们是“在市场上有能力调动资本的人”，既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也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等。他们不仅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取向，而且也成为80后，乃至90后青年奋斗的目标和偶像：这一点王翔与前文介绍的杨庆祥有着共同的观察与体验。
“漂泊者”：王翔的贡献，是他在“成功者”之外，还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发现了一个他所说的“改革开放生产出的青年主体”：“漂泊者”。他说得很清楚，“漂泊”在他这里“指的是一种身体经验和精神状态”。

“漂泊者”的社会背景分析（五个方面）：

流动人口：“改革开放催生了国内大面积的流动人口”：异地求学的学生群体，到处流动的诗人、北漂、艺术家群体，到处可见的打工者。
城市化和故乡的消失：“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催生出了对故乡的陌生感”，“对故乡的归宿感、依恋感在快速地丧失”。
共同体破碎与个人主义建立：“改革开放后，集体主义理想的失落和个人主义理想的建立”，“一个巨大的共同体破碎后，理想变成了个人式的、漂浮的尘埃”。
流动性加速与漂泊感：“交通工具的普及和网络对人的影响”：飞机、高速列车、地铁带着人的身体飞快移动，网络信息的飞速流动，与他人的瞬间交流，“这样一种被现代工业和科技带动起来的体验之中，自会产生一种常态化的，以致难以被意识到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漂泊感”。
新意识与新问题：“全球化下跨国和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带来了全新的经验与体验，提出了全球范围的交流、相处的可能与问题。

王翔的问题意识：

“新问题”（问题意识已经凸显）：王翔强调，这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出现的新身份，新的精神现象；也是全球性的，“今天的全球的青年都在这样一个漂泊的状态”。问题是，如何看待与评价“漂泊者”和“漂泊”精神？
“成功者”与“漂泊者”二元关系的辨析：在现实生活里的社会评价中，以致在我们的自我评价里，都把“漂泊者”看作是与“成功者”对立的“失败者”；“漂泊”精神也是必须摒弃的。王翔对此提出了他的质疑。
为失败者辩护：他首先说，不能“以胜者为王”，以成败论英雄。不错，今天的考试制度决定了，“竞争中占优势的是考试的高手；而为理想求学的、疏于应试的、真想做学问的，或者有性情或才华的人，往往被排斥出去”，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考试失败者的价值。
研究的缺失：王翔强调，那些打工者，或许还有我们前面讨论的“蚁族”、“工蜂”，“南下，北上，从内地到沿海，持续了三十年的时间，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渴望的是什么？他们对城市的感受是什么？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被忽略了”，仿佛他们只有成为“成功者”之后，社会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是不正常的，不公平的。漂泊者有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应该倾听，并尊重他们的选择。
“新的观察点”（新理想主义者，极强的自主性和主体的漂泊精神状态，或前卫或探索意识）：更重要的是，王翔发现了漂泊者中，其中“有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全部）是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独特性有二。首先是他们有极强的自主性，“以自身为主体，而不是以他者为主体，来试图解决自身的问题”，自己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自己来创造新的方法”。因此，他们绝不“沉迷在既定的生活方式里面，还在寻找”，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第二个重要品质，即主体的漂泊精神状态。所谓“漂泊”，就是“生活在别处，远方”的永远的追逐。尽管“心灵动荡不定”，“常常感到无依无靠，无援无助，也有寂寞孤独的心绪”，但“心灵却是极度的敏感，向大千世界开放，像个未谙世故的少年人，容易受伤害，但也容易受感动，容易接纳整个世界，接纳一切新鲜和陌生的体验”，这样也就获得了不断创造的新的可能性，这恰恰是成功者所缺乏又极需的：没有新的创造，也就杜绝了继续成功之路。这正是说明，漂泊者也能够为成功者提供精神的资源。也就是说，成功者与漂泊者“并不是相互对立，他们是一种相互缠绕的、共存的状态”，漂泊者可以成为成功者，成功者更应保持某种漂泊心态。

其他讨论者的隐忧与建议——

永恒的漂泊（认同感缺失？）：讨论中有人坦率提出：“我无法理解，‘一个人只要处在漂泊状态就可以了’这样的说法”，“如果把漂泊视为一种永恒的状态，它是非常危险的。现在的年轻人对认同有相当深的危机感：我们不知道可以相信什么，认同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相信，不认同，我们就被局限在一种漂泊的状态下。而就人的本性来说，这种状态会导致极度的不幸和痛苦”。
锚定点：因此论者主张，“尽管现在是处于漂泊，但一个人仍在寻找一种可以认可的身份认同，所以他总要去寻找一个稳定的锚定点，把他定住了，安心了，并且围绕这个点奋斗自我的一生。所以处于这种漂泊只可能是一种短暂的人生阶段”，漂泊者最后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归宿”。

钱理群的观察和分析——

“新移民”（新身份）：王翔的叙述，让我们注意到一个流动的中国与世界；一个在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之间，在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流动的人群，或许可以用流行的“新移民”来概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个现代、后现代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不同形式、层次的“新移民”：我们有了全新的身份。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
“新时空”（包含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这同时又是一个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自由流动的精神空间；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一个全新的人的思维、心理、情感与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用“漂泊”来概括。
“新自我”（对自我身份反思）：在以上两个层面上，即现实身份的层面与精神的层面，我们都成了“漂泊者”。
“新场域”（实验场）：而青年漂泊者无疑是其中最活跃、最重要的部分。

小石的观察和分析——

其他学科的分析：

村社本位（农耕民族）：乡村建设；
群落感（草原民族、水上民族、回民在各个城市等）：社会学；
职业锚：事业感（包括早年的家国情怀，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家）；

社会学分析：

“新客家人”与开放社会；
客家人：从家园意识，到精神家园；
吴重庆所谓“钱塘江以南的农村”：同乡同业；
流动的民族：回民在各个城市的实践；
陈冠中的《波西米亚·北京》（2004年11月，中青报冰点栏目）；

教育学分析：

开放教育：流动儿童教育与留守儿童教育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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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的观察和分析

（待整理）

汪晖、罗岗、鲁明军：跨界对谈：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构成 | 另见：观察者网（2014年7月20日）

摘录1：所以在今天有意义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回溯20世纪，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五四传统的历史，它的具体的内容，我觉得都可以重新讨论。那个时候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新人”的创造，所谓的青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这个范畴是跟当时人们理解中国最关心的主导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过去《新青年》创刊的时候，正是袁世凯复辟，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处都在讨论中国的危机，中国政治往何处去等等，那个时候大家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哪?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哪?绝大部分的讨论都寄托在，比如说政党政治，议会道路，宪政民主，怎么样去找到一个主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政治，可是《新青年》提出的问题，恰恰是跟所有这些思考中国社会的方式当中，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他提出的问题是青年的问题，语言文字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妇女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因为他意识到只有从这开始，才是新的政治的奠基，新的政治体才能被奠定。如果又回到那些反反复复不同的人在追究的那些问题，只能再一次堕入到老政治里面去。……我刚才讲到陈独秀跟李大钊，讲到他们的例子意义就在这，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些契机，他们就不会像《甲寅》杂志等其它杂志那样去讨论政党政治、议会，不是天天跟着媒体每天在谈论的那些问题，而是重新寻找一个东西，让它变成一个新政治的开端，这是创造新政治。在我们今天来说，我把他叫做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政治化，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重新发掘出来，而不是服从于这个逻辑。（汪晖）

摘录2：所谓重新思考20世纪革命世纪有意义，不是说今天要去搞武装斗争，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在那些变动的片刻，出现过一些契机，一些可能性，而且这些可能性很可能在今天被视为彻底失败的可能性，在我们今天的常识里面认为，那是幼稚的，不可能的，对吧？回顾60年代，就会讲文革里面发生了很多悲剧，今天讲要批判、反思、道歉，对于这些悲剧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世界历史上，这个60年代为什么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60年代的这个运动，跟19世纪以来已经确认的政治经济的那个基础性的结构，有一个决裂的态势。那个里面有失败，比如说工人的自我管理，青年的自我管理，这些东西作为政治实践是失败的，我们都知道，但是作为政治的理念却不能够简单的被抛弃，因为这些实践带有某种解放性。否则的话，你就说世界永远得有哪些人统治才行，“拼爹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你永远不能够触动它。如果我们接受那样，我们才认为这是彻底的失败，同时我们也拒绝了一切失败的过程当中曾经有的理念，那就等同于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就是永恒的，不存在变动，也就没有所谓的青年，也就没有所谓青春可言。（汪晖）

摘录3：我可以接着汪老师的话往下谈。首先就是关于刚才讲到的"拼爹资本主义"或"世袭资本主义"，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概念，因为资本主义原来的目的，就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讲起吧，法国大革命赋予资产阶级的理想，就是打破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世袭制度，无论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或者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就是打破打破各种各样的身份制度和世袭制度，强调第三等级和第一等级的贵族、第二等级的教士可以平等地分享各种权利，并且保证通过个人的奋斗有可能获得成功。……18、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塑造的就是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英雄形象，于连（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也好，拉斯蒂涅(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主人公)也罢，都是属于这一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形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所谓"浮士德精神"，就是不管一切，上天入地，出卖灵魂，也要通过个人的创造达到自己的目标，马克思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 或"毁灭性的创造"。……由此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本身原来是挑战和反抗世袭制度的，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挑战性的资本主义怎样自我转化为一种"世袭资本主义"呢?所以历史地看，资本主义曾经提供过某种正面的能量，但现在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罗岗）

摘录3：刚才汪老师讲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回顾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是要简单实用地照搬过来，而是要学习面临各种各样失败时，20世纪的中国人--包括20世纪的文学、思想和艺术--是怎么把握住失败中所包含的转化契机？我也想用一个文学作品来讲讲这种把握契机的可能性，这部作品就是大家都很熟悉鲁迅小说《伤逝》，这部小说写的是五四青年的自由恋爱及其悲剧，其中女主角子君有一句话非常有名的，鲁迅用了好几个形容词来描述她说话的态度，这句话就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可能表达了20世纪中国青年的最强音，代表了个人主义的英雄气概。子君和涓生确实也是因为这种英雄气概才结合在一起，但小说要继续追问的是，两个人组成家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之后怎么办呢？鲁迅要揭示的悲剧就在这种看似已经获得“解放”和“幸福”的“之后” 了？因为子君和涓生马上面临一个问题，正如汪老师也讲，《新青年》启蒙的方式，就是通过思想观念的转化确立个人奋斗的理念，有了这种个人的理念，人们就能从依附性的状态——譬如依附于家庭、家族等传统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大声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问题在于，透过理念的“解放”能不能创造出一种现实的新秩序和新生活呢？《伤逝》所要描述的，就是“娜拉走后怎样”的状况：不是回来，就是堕落！也即凭借理念的 “解放”，子君和涓生可以结合在一起，却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相反，我们看小说里的描写，无论是外在的社会环境，还是内在的家庭生活，都在不断地侵袭腐蚀那个“解放”的理念，让这个理念在现实生活面前碰壁。“子君之死”在隐喻的层面上当然指的是“启蒙之死”，“解放之死”，甚至是“个人之死”。这才是《伤逝》所要表达的最大悲剧。由此看来，《伤逝》虽然副标题叫“涓生的手记”，但它揭示的并非“涓生的个人悲伤”，假如涓生处在资产阶级具有英雄气概的时代，他应该像浮士德（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浮士德》）那样，当浮士德发现他与甘泪卿的爱情不被那个封闭的小城理解的时候，浮士德要求的并不仅仅是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是要彻底底改变不能理解我们爱情的环境，改变这个封闭保守的世界。……所以资本主义的英雄气概，不仅仅表现为个人意识的高扬，更重要的是要为个人意识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浮士德精神”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叫“勘世精神”，也即彻底改造世界的精神。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也许更加准确，那就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创造一个世界”：我要毁灭这个旧世界，然后再创造出一个符合我意愿的新世界。然而，这样一种英雄气概恰恰是涓生所缺乏的，也是五四青年所匮乏的，这就使得《新青年》的启蒙不得不面临失败的结局。而鲁迅的《伤逝》则通过一个爱情悲剧的描写相当准确深入地把握了这种失败的不可避免。（罗岗）

摘录4：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最可宝贵的经验和传统，就是如何面对失败，怎样从失败中把握转化的契机。然而今天我们是如何面对失败的呢?启蒙、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等许多非常好的理念进入到中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成功了，甚至可能遭遇严重的失败。于是知识分子就生产一整套“失败的话语”来解释，譬如国民性有问题、传统有问题、中国人的素质也有问题……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如果失败了，是否能够从失败中把握住转化的契机？这种对20世纪中国宝贵遗产的遗忘，使得我们更需要记取讲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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