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刘健芝：念书应当有意义
“念书应当有点意义，而这点意义又应当放得远一些，香港连着中国，中国又连着世界……”刘健芝经常这么说，这是她讲给学生的一句话，也是她用自己的人生实践着的一句话。
小学、中学、大学，读过了硕士、博士又在大学任教，刘健芝走过的是一条读书人的路。
读书到底为了什么？刘健芝不愿做一个单纯的学者，只是坐在书斋里写一些中规中矩、有很多注释和说明的论文。只有让思考回归泥土才能变成种子，并在行动的滋养之下才能长成大树，她希望走出去，走出书斋，走进书页背后的那片土地里去。
香港连着中国
刘健芝出生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小时候家里很穷，住的是山边自搭的木屋，一家人终日为生活奔波。很多同龄的女孩子未成年就进工厂做女工补贴家用，而她的妈妈宁愿付出加倍的操劳，希望子女读书、上大学。在清贫的生活里，妈妈的格言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除了贫穷，刘健芝成长的过程中充满了斗争的记忆，冷战时代的殖民统治之下，暴动，保钓运动，廉政风暴，抗争一波接着一波。现在人们提到香港，总说那里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但这并非殖民统治赐予，而是香港人民用斗争换来的。那时候，香港的法定语文只有英语，为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香港人民、特别是香港的青年学生多年抗争。刘健芝1974年考入香港大学，大学期间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加入联合国、“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倒台，她和其他青年学子一样，关注自己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历史，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大。那时候身边许多同学都加入到政治运动中，而刘健芝似乎对读书更感兴趣，几乎全部课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和体育馆里（她是香港大学的最佳女运动员），读了许多相关的书，不仅了解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也了解了英国不同地方的殖民统治，希望自己的视野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国际参照。
毕业后刘健芝在政府工作三年，1980辞掉工作重回学校读研。因为有了一点积蓄，又申请了奖学金，度过了专心读书的六年。她读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鲁迅、巴金、茅盾，看到了政治变迁对底层人、对普通人的影响，同时也关注大陆的当代文学作品，关注“后四人帮时代”的中国。本科的师弟师妹常会向她请教一些与大陆有关的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如土改，“想想那时候蛮好笑的，不管他们问什么我都敢讲，装作很懂的样子，其实，我都是在拿到题目之后再去找书恶补，不过比他们早一个礼拜读书罢了。”
读书不仅仅是摆脱贫穷、改变命运的途径，刘健芝越来越感受到“知识分子”四个字沉沉的份量，读书不仅有用处，还应当有意义，与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意义。
冷战结束了，东欧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将往何处去？在当时的香港大学生中有一个自发性的三年读书计划，第一年，研究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历史，第二年做一些专题研究，比如经互会与布拉格之春，第三年实地考察，并与中国做一个比较。最初有200多人参加，到第三年的考察，由于经济原因只有12人成行。他们跑遍了东德之外的东欧国家，刘健芝还与一位同学去了莫斯科。没有老师带领，也没有严格的考察计划，他们只是想更多了解这些国家普通人的生活，尽可能与当地人交谈，不通语言就跑进商店里抄面包、牛奶和肉的价格，走到哪里，看到有关的英文书就买下来，带回了哈维尔的作品并进行翻译。
他们曾经以为，中国是一片苦难的土地，后来发现，每个地方都有苦难，这种苦难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苦难，更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这些苦难又都与西方、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殖民地人民用起义、暴动、游行、示威摆脱殖民统治之后，人们因现代化带来的繁荣和富裕崇拜西方，另一种殖民，思想的殖民已经开始，却被忽视了。
刘健芝大量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虽不见得都是亲身经历，却可以从中看到更多普通人的身影，看到每个人如何走过这个时代，刘健芝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中国的当代文学，莫言、张洁和王朔。
讲到这一时期文学作品里的农村和农民，刘健芝会给她的学生放一部电影《二嫫》。二嫫因为与邻居赌气，要拥有“连县长都买不起”的“全县最大的电视”——二十九英寸画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二嫫疯狂地、几乎自虐般地压面、卖面，离家打工，连续卖血，最终把这台电视机搬回了家。《二嫫》几乎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部寓言，农民面对的不只是外来的压迫，还有外来的现代生活对他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巨大的，几乎无法抗拒，不管它表现为买一台最大的电视机，还是走出乡村、追求那种电视里展现给他们的生活。不是说他们的想法错了，不是说农民产生这样的想法不应该，问题是：当现代化，这个巨大的吸引力将农民吸出去之后又会怎样呢？对二嫫来说，买最大的电视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但这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改善她的生活，硕大无比的画王君临小屋，占据了土炕，家里挤满了来看电视的人，精疲力竭的二嫫和家人只能蜷在一角。二嫫奋斗或曰挣扎的目的本是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
“香港回归”注定成为在历史上留下记录的重大事件，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则不存在一个仪式上的“回归”，不管曾经有过怎么样的阻隔，香港的普通人和大陆普通人的联系从来也没有中断过，不论是物资缺乏的年代里寄回大陆的包裹，还是大陆开放之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小团体，几十人、甚至十几人、几个人成立一个小小的组织，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到大陆贫困的农村找一个地方，建一所学校，或者办一个小小的社区项目。“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简称CSD）就是一个这样的团体，1993年，十几个同样关注中国问题的人成立了CSD，刘健芝为发起人之一，成员都是专业人士，学者、研究生、医生、护士、记者、编辑，旨在通过组织长远的社区发展服务以及研究，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增进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大陆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他们开读书会、举办座谈、出版刊物、自费组团去大陆、在基层开展项目，想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发展做些什么。
面对农村的贫困，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扶贫”，很多时候，扶贫变成了一种带着城市优越感的一次性施舍，无助于改变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不平等关系。生长在香港这个地方，亲身体验了殖民统治之痛，刘健芝和同伴们反对那种殖民主义心态的施舍式扶贫，更希望能够与中国农村最基层的人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因为刚好认识江西妇联的人，CSD就与江西省妇联合作在农村考察，要在贫困的农村找一个地方，尝试在不改变当地原有种植模式的情况下，通过妇女广泛参与推行文化教育、经济互助发展等计划。
1993年11月，刘健芝和同伴在妇联和当地政府的陪同下在万载县白水乡考察，他们认为乡政府推荐的项目点并不合适，在窄窄的土路上继续走了二十多分钟之后远远看到有一堆房子挤在一起，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开展妇女互助项目的地方，就不顾当地陪同人员的反对走了过去。一位农妇正在门前浇花，刘健芝上前问道： “我们可不可以进去喝一杯茶？”
就这样，CSD将项目点选在了永新村的两个村民小组：路下和湾里。永新村地处山区，人均年收入约500元人民币，共有居民300余人，16岁以上的妇女约有百名。在说服了半信半疑的村民之后，1994年5月，全国第一个妇女互助储金会——“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成立了，村里每一位16岁以上的妇女都参与其中成了储金会会员（现有会员97人），通过民主选举投票选出5人委员会，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会计、出纳和保管。储金会奉行“集体参与、互助互爱、独立自主”的宗旨，独立运作，CSD平均每年来两次，与储金会商讨合作项目，对于储金会会务只给与意见，并不干预。当地女性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怎样建立经济独立能力，增加社会发展中的机会和自信，CSD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学习怎样认识中国的农村与农民，怎样与农村建立关系，同时双方也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互相学习。
“傻瓜”力量大
白水盛产龙牙百合，CSD参考菲律宾——日本民间香蕉贸易的做法在江西和香港之间开展百合另类贸易，缩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少中间剥削，让生产者得到更多的收益，凭借公平贸易而非别人的捐赠施与累积自力发展的资源。这个理念当然是好的，但提到第一年运销百合的经历，刘健芝说这件事办得“挺傻的”。
后来想想，那件事真的办得很傻，也很玄。百合收获季节，刘健芝和同伴带着CSD成员捐资购买的真空包装机、塑料袋、包装盒，以及垫付的收购费、工资、运输费等来到了白水。她还带来了十几位香港的大学生，与当地妇女一起，白天黑夜地干，收购、清洗、包装，他们分了班三班倒，刘健芝自己则一天到晚都在干，当地妇女看了都奇怪：“香港人怎么会这样？”包装好的百合需要冷藏运输到香港，这时才知道当时整个江西省只有两台冷藏车，找到了冷藏车又发现村里的小路太窄，大车根本就开不进来。终于将百合运到了香港，还要到处跑着去买旧冰箱，发动所有的亲人朋友提供自家冰箱的冷藏空间。百合放下了，必须卖出去才能变成钱，又动员了200多名义工，在全香港卖百合，地铁、码头、市场，整个暑假都在忙。后来，他们还与香港的佛寺建立了联系，由佛寺长期为他们提供免费摊位义卖。
这件事确实办得有一点傻，但有首歌是这么唱的，“傻瓜力量大”，也许只有傻人才会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不计方法、不计投入地付出，变不能为可能。
1994年夏天，CSD共将4吨新鲜百合运到香港义卖，扣除成本后得到利润4万元，经过储金会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分为三部分：30%用作分红，每人分红 160元；40%作为集体项目资金；30%作为教育基金。第二年利润5万元，30%分红，50%集体资金，20%教育基金。
储金会刚成立的时候，为建立信心，CSD承诺头两年不管销售成绩如何保证利润1万元，两年后取消保证利润。进入正常运行后，由于香港经济滑坡等原因利润逐年减少，但储金会一直坚持下来。储金会姐妹们自行开展一系列社区和妇女发展项目，建立图书室，聘请老师开办儿童学前班、作文及绘画班、妇女文化扫盲班，开展儿童早餐馒头鸡蛋资助计划，邀请基层医疗人员进行妇女健康教育，协办妇科检查，又铺设管道引入清洁水源，购置碾米机、粉碎机和打浆机，承包10亩山坡种植果树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储金会建起了一座3层楼房，位于十字路旁，成为当地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储金会在村庄地位的象征。
多年来，CSD与储金会不间断地进行讨论或谓挑战与磨合，建房即是一例。储金会刚成立的时候，每有活动都要借用祠堂，而祠堂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每次借用都要交租金。储金会经常举办活动，每周五为委员会学习日讨论会务，每周六则为委员、组长学习日，周日为会员学习日，还有帐目每月结算，年终大会等等，每到开会，周边的男人都跑过来看热闹，评头论足。储金会好几次想低息贷款建房子，但CSD都婉拒了，认为储金会开始之初应该发展其它社区项目，而不是把资源全部投放在硬件设施上。后来，储金会集体讨论通过了建房子的决议，动用五年积累的集体基金6万多元，在预算财政、选择地点、协调意见、与乡政府和村民小组讨价还价、请师傅测量土地、设计图纸、购买及搬运材料、调配会员义务劳动等等方面，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克服重重困难，平息内外大小争执，1999年终于把房子盖了起来。由于缺乏财力楼房只建了两层半，CSD佩服储金会坚毅的力量，捐助15000元，资助储金会购买材料建第三层会议室、阳台、小厨房，接自来水等等。
刘健芝常来储金会，第一年就来了四五次，和这里的姐妹们一起包装百合，一起聊天拉家常，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农村，终于从书本回归到了泥土之中。
在这里，刘健芝不仅看到了全球化、现代化价值观念辗压之下农村传统社区文化的解体，还看到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面临着危机，村里的妇女会将心里的秘密告诉她们这样的“外来人”而不是同村的姐妹。她在这里也见到了另一个版本的“二嫫”，有对夫妻都在东莞打工，在工厂里每天要工作十几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完全是《包身工》里描述过的情景，两个孩子留在家里生活学习都很糟糕。刘健芝问他们这样背井离乡受苦是为了什么，得到的回答却是：为了让孩子过上好的生活。
储金会成立至今已经经历了十几年发展历程，除了改善妇女及其家庭经济生活外，更开拓了妇女个人及群体的新空间，她们彼此关系密切了，眼界开阔了，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CSD成员则“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既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更学习自我反省。我们学习不蔑视也不美化农村，学习给予‘贫穷、发展、自主、民主’等字眼具体的历史脉络，学习了解农村复杂的权力图像，学习思索城乡共同面对的困境，学习探索改变现存的城乡关系的路向，还有，学习谦卑有耐性而又不失批判能力。”
“奔头烂尾”互助储金会
在CSD倡导之下，江西的姐妹们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妇女储金会一直坚持了下来，为能够实现为中国发展做点什么的目标，为了筹措活动经费，刘健芝和CSD的成员也成立了一个储金会，他们的储金会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奔头烂尾”互助储金会。
CSD从成立之初就想在大陆做妇女健康项目，也曾在临近香港的广东做过许多尝试，但当地似乎对招商引资更感兴趣。有时，CSD带着资料和电视机、录像机租了车开过去想做这方面的宣传，却找不到放映的地方，最后只能去老人院转一圈了事。1994年，在完成了第一期销售百合的工作之后，刘健芝和同伴们再次来到南昌，闯进了江西卫生厅妇幼保健处的办公室：“我们是香港来的，想在这里做一个妇幼健康方面的项目。”
妇幼保健处的处长曾经当过赤脚医生，深知基层农村缺医少药之苦，愿意全力配合CSD的想法，将他们领到一幅江西地图前，告诉他们：已经有很多大的国际基金在江西开展项目。他指着渝水：“这个点目前还没有人去。”
CSD的袁小仙和在大学护理系教书的陈小明在卫生厅有关人员的带领下去渝水实地考察，回到香港后兴冲冲地对刘健芝说：“我们的项目已经确定了，就叫江西省渝水区妇女及儿童健康计划。要在渝水全区范围内进行妇幼健康培训，项目要落实到每个村，包括乡村医生的培训。整个项目需要60万，我们出30万，当地政府配套30万。”
项目能够定下来是好事，但说到钱刘健芝和朋友们都愣住了：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呀。
他们都是工薪族，还要每个月固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在大陆做项目，平时都过着节俭的日子，为节约起见，刘健芝一直从家里自带午饭。对做一个项目来说三十万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他们而言，三十万，确实太多了。
为了筹措渝水项目资金，刘健芝开始到处找人，去找妹妹、同学、朋友借钱，先借来钱，许诺一年之后归还，为此CSD也成立了一个储金会，“奔头烂尾”互助储金会。刘健芝是这样解释的：奔头，就是有奔头，烂尾，则一语双关，希望它不是烂掉的结尾，而是一个灿烂的结尾。
他们拿出了自己借来的钱，兴致勃勃在渝水做项目，一有时间就跑到乡下去，刘健芝不仅自己去，还带着她的学生一起去，他们走进农户家里跟农妇聊天，问她们种什么，吃什么，问她们的收成，当然还要围绕项目问她几个孩子，怀孕和生产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平常有什么妇科疾病，孩子成长过程中求医的问题等等。然后他们与专业人士一起设计项目，办培训，印小册子，搞健康普查，忙得不亦乐乎。
这个项目整整做了三年，项目完成时，陪同他们一起下乡的妇幼保健处长拿出了一份统计表，是江西省卫生系统近年接受的项目资金统计，项目大都来自大的机构，资金统计以百万为单位，在统计数字的最后，小数点后有一个小小的尾巴，他告诉刘健芝：“这个零点三就是你们的，这30万是所有的项目里最小的一个。这些项目资金有的来自联合国，有的来自外国政府，有的来自大基金会，只有你们的钱是自己从工资里拿出来的，也只有你们这个项目真的做到了一户一户农民家里，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项目。”
中国连着世界
“现代化”是一个鲜亮诱人的果子，散发着繁荣和富裕的芬芳，它不仅吸引着农民、吸引着农村，也吸引着中国，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谈现代化。但是，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站在一个全球的高度历史地看待，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走欧美国家的那条路，在现代欧美的发展背后，留下了一个破败的非洲，一个血淋淋的拉丁美洲，那是一种强盗式的发展模式，想象这样的发展道路是不现实的。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下，“三农”问题日渐突显的中国将怎样走向现代化，走向一个怎样的现代化？
在提到中国农村、农民面临的问题时，刘健芝得到的最多的答案是“穷”。确实，中国的农村太穷了，农民太穷了，但是，是不是只要有了钱，一切问题就会解决了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去打工，常常是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走光了，只留下老人和孩子，没有文化设施，没有文化生活，没有医疗保健体系，挣到的钱比原来多了，但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乡村，村庄冷冷清清，人们情绪低落。
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管走到哪里，刘健芝会先找当地的图书馆，在国内许多县城，有时出租司机都不清楚图书馆的方位，乡村则极少有图书馆或图书室。
我们理想的乡村文化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的社会里的人应该是什么状态？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的状态？
刘健芝曾经研究了冷战后的东欧，1994到2000年间，她受邀担任亚洲区域知识分子联合“亚洲交流”执行主席，2000至2003年任主席，去了全世界很多地方，菲律宾、泰国、印度、日本、韩国、埃及、巴西、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看怎么能够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在我们的发展中少走一些歪路。
刘健芝曾经多次到过印度，她常讲那里卷烟工人的故事。在印度，手工制作“穷人烟”的卷烟工人是低贱的行业，忙碌一天卷烟上千只，收入只合人民币三元左右。他们有一个习惯，分成30-40人一组，每组由工人轮流朗读报纸和书本，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听读报念书，一边讨论。收工时都把一些卷好的烟分出三十分之一交给读报工人，让他能有同等收入。宁可减少自己的收入，也要听读报，他们虽穷，但活得有尊严。
这个故事发生在印度的喀拉拉邦。本来，印度给人的印象是“贫穷”和“落后”，喀邦尤其穷，这个邦人均收入低于印度平均，只有300美元，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贫穷程度可居世界前列，这里虽穷，但不破败，有着非常宝贵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经验。
在喀邦，有一种独特的氛围，一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热烈的、充满希望和参与意识、有展望和前瞻的总体氛围。这里的男女识字率达到95%，平均寿命超过 70岁，高于中国，接近美国。与中国气味冲天的乡间厕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每到一处，不论是小学校、乡公所，还是普通农户家里，卫生间都干干净净；村子里医疗非常方便，超过了我们的大城市，也超过许多欧美的大城市，甚至让来自北欧的人类学者都感慨不已。更让刘健芝惊奇的是：全邦有9000多个图书馆，12000多间阅览室，平均每个乡有8个图书馆，10间阅览室。
喀邦能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把医疗、文化、教育体系建设得那么好，与活跃在当地的民间组织KSSP（“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密不可分。1962年，一些科学家想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而成立了该组织，吸引了包括许多印度著名科学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并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最近十几年来，仅在喀邦成员保持四、五万人，高举“以科学推进社会革命”的旗帜，在农村实实在在地进行社区建设工作。
印度自建国后，一直花费不菲进行扫盲，但效果并不理想，在KSSP推动之下，1989年改为由政府出钱提供书籍纸笔，KSSP动员义工，在试点地区由一万五千义工为十七万人扫盲，每组由一人教十人识字，为期一年。试点成功后，KSSP动员三十万义工投入识字运动，到1991年4月，喀邦成为全民识字邦，完成了政府四十多年做不到的事情。继识字运动之后，他们与民众一起进行社区的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水源能源人源的现状调查，1995年，在少数几个具备了条件的乡组织“乡发展协会”，制订本乡未来十五年发展规划，为1996年开启的“民众规划运动”奠下基石。在知识分子推动、民众参与的过程中，逐渐在喀邦形成了有文化、智慧、自信、自尊的个体组合而成的社区群体。
刘健芝大量接触了KSSP的成员，发现他们无论是核心成员还是一般参与者，无论是普通知识分子还是知名科学家，无论是学院的还是非学院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行动的能力，刘健芝将他们称为“实践知识分子”。
刘健芝不仅自己多次到印度考察，还筹措经费，组织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流，有温铁军、戴锦华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储金会的农家妇女王华连和许国兰，还有基层妇联的工作人员，也曾邀请了KSSP成员到中国来交流，希望能够互助借鉴，共同提高。
知识精英连着基层女性
2003年9月，刘健芝接到一个来自瑞士的邀请，“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主席维尔莫·文高博士(Dr Ruth-Gaby Vermot-Mangold)邀请她担任该项活动的中国和蒙古地区统筹。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缘起于文高博士一个几乎“疯狂”的想法，她是欧洲议会和瑞士国会议员，曾经访问过许多被战争冲突蹂躏的国家和地区，并为众多身处困境但有坚强生命力的妇女所打动，想让她们的故事为世人所知。她想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并决定在2005年——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三十周年之际，让全球千名妇女作为一个整体去争评这一奖项。“争评”活动的目的不仅是获奖，最后入选争评的妇女也不仅是实在的一千人，而象征着“和平” 的新理念和新希望，象征着全球妇女为人类安全及和平所做的贡献。“争评”活动联会在全球设立了二十位地区统筹，负责本地区组织顾问团、联系推荐、征集提名、核实资料、推荐介绍、撰文翻译等事宜，并向国际委员会报送被提名者名单和相关资料。
刘健芝邀请相关人士成立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湾、蒙古两个评审委员会分别开展工作，往返于大陆、香港、瑞士开展工作，组织评审、提名、采访、写作，开办网站、印制Ｔ恤、义卖筹款、召开记者招待会、举办图片展、开办工作坊、联系出版，同时通过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发展部展开研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这个缘起于西方知识精英的想法与中国的基层妇女建立更多的联系。
由于联会在筹款时遇到了问题，中国和蒙古地区的活动只得到了不足２万美金资助，远低于实际支出，每到活动需要钱的时候，刘健芝和核心成员陈顺馨就自掏腰包，后来所需资金越来越多，她们只好去银行贷款。对于钱的看法，刘健芝的态度一惯是“人赚钱就是为了用，用在应当的地方”，不管是赈灾济贫、支持各地社会运动、自资出版刊物、帮经济拮据的学生交学费还是朋友间仗义疏财，她觉得这都是应当的用途。到2005年10月份诺奖揭晓时，垫支超过了2万美元。
实际展开工作之后，刘健芝面临的不仅是远远超出了预计的工作量和活动资金的困窘。
瑞士联会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203名候选人中选取了108人进入全球千人名单，其中大陆81人，台湾18人，香港9人。这些和平妇女中，有年过七旬的防艾老人高耀洁，也有关注“三农”问题的研究生、25岁的赵玲；有坚持对日诉讼的王选和王清峰（台湾律师），也有心系环保的李小溪和田桂荣；有金梅花（宁夏）和李清词（香港）这样的开一方先河的女阿訇、女牧师，也有为争取公娼生存权力和去污名化抗争的台湾前性工作者丽君。
刘健芝认为每一位和平妇女和她们的工作都“值得骄傲”，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甚至在获得提名的和平妇女内部也是这样。有“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在参评并被提名之后，先后三次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最初让老人萌生退意的是财务问题，出于对活动组委会邀请和平妇女自费参加活动的不解；第二份退出声明则增加了对发起人文高博士的身份质疑及对同样身为和候选人的梁军教授的异义，认为这是一场“充斥了政客和骗子”的“骗局或闹剧”。高耀洁的声明发表之后引发了许多对“争评”活动的争议，有的出于不解和疑问，有的则不无恶意，一时风雨满楼。许多人建议刘健芝予以回应，但她担心被人利用伤及这位她尊重的老人而非常慎重，发表的声明只就相关问题做出解释而非针对高耀洁个人，同时通过大陆的工作人员和高耀洁的提名人进行沟通，只要老人愿意，她和陈顺馨随时可以由香港飞来大陆与老人面谈。但就在此时，高耀洁发表了第三份题为《推选妓女评奖是对诺贝尔奖的严重侮辱》的声明，除原有的财务问题、被提名人问题、组织问题之外，特别将矛头指向了丽君：“ 将我的名字与一名争取卖淫合法化的妓女并列参评诺贝尔和平奖，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侮辱，也是对名单中其余 106名妇女的侮辱，更是对设立诺贝尔奖的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先生本人及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人格和尊严的侮辱！基于‘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区活动（即“108名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严重混乱状况，我第三次严正声明退出该活动，并呼吁其余106名入选的中国妇女及全体中国区评审委员中不愿与妓女为伍者同样发表声明退出该活动！”
事情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让人有些始料不及，尽管其他和平妇女和评委无人响应退出的建议，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退出风波”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大，甚至有人以《刘健芝骗局》为题投书香港各大媒体和瑞士驻港领事馆。香港媒体在了解了事实真相之后并没有被其误导，这场由退出风波引发的对刘健芝个人的污蔑和围攻确实变成了一场闹剧，虽然来势汹汹却鲜有响应，引发了更多人的思考，人们的思考不仅面向另类和平与妇女争评本身的意义，而且还将思考引入了知识分子在这项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知识分子与基层之间联系的意义上来。正如港报所言：“‘妇女争评’，实际上已经不是一场争夺诺贝尔奖的活动，而是一场‘批判知识女性’倡导华人地区女性运动的探索”，“‘妇女争评’活动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尝试，香港的‘批判知识女性’在这个活动扮演的领袖角色是值得骄傲的。”
现实连着未来
CSD进入大陆十几年来，所做的工作都很具体，他们所成立的组织的规模都比较小，但让社区内每个人都能积极地直接参与其中。CSD所做的都是小事，但每一件小事都扎实持久，在每一件小事背后，都有着对未来深远的考虑。刘健芝的考虑习惯于着眼未来，这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也意味着更深远的发展前景。
随着中国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很多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许多NGO应运而生，不管是教育、扶贫还是助残、防艾，针对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需要做了大量“消防队员” 的工作，弥足珍贵。面对这些宝贵的探索和尝试，刘健芝提醒大家、也要求自己：NGO应该着眼未来，在灭火的同时，多一些思考，分析一下失火的原因，最好能够“防火”。
比照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中国在现代化进程要有怎么样的社会牺牲、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怎样发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刘健芝希望自己不仅是一个行动者，还应该是一个思考者。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做一个思考者，对待CSD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也是这样。
刘健芝常说CSD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NGO”，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日常活动经费完全出自组织成员，也许更应当被称为一个志愿团体。CSD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没有向社会公募，甚至成立十年来一直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是在用本职之外的时间义务工作，直到2003年参与创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兼职工作无法满足事业需要才第一次聘请全职工作人员。
即使是在国际上，NGO“争取基金资助做项目”也是最常见的模式，但许多资助都有限制、有条件，有明确的导向性。金钱在现代社会愈来愈成为主导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因素，刘健芝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即使在一些公益团体，出钱的人常自以为掌握操控大权……极少见到能在金权的压力和诱惑下不让心中明灯熄灭，在合作共事时各自的差异形成的张力和矛盾中，仍能保持开阔的胸襟，平等互待，在争持中互相促进。”同时刘健芝也看到，当全球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NGO 争相寻求国际或外国资金援助发展项目之时，印度有许多NGO仍保持了自力更生的传统。
CSD成立至今，只申请过日本基金会的一个亚洲交流项目用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流，其他所有的资金都出自成员工资。如果只是为了得到资助让组织本身生存的话，那么所做的事情最后有可能偏离发起成立这个组织的初衷，CSD希望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也希望能够在独立思考和行动的同时走出一条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道路。
为人师表，刘健芝不仅在课堂上将学生们的视野从书本引向土地，从香港引向中国、引向世界，还将社会实践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课堂之外，刘健芝会在很多时候让学生参与到自己的社会活动之中，不管是在江西农村的妇女储金会还是其它基层项目。
在统筹组织中国及蒙古和平妇女评选工作中，刘健芝有意将许多工作交给学生来做，将写作任务主要交给了学生和年轻人志愿者。“写出来的文稿，尽管参差，而且要劳烦多位志愿编辑批改、修订，甚或发回重写，但说不定，这批年轻人受到感召，将是未来的和平工作的栋梁。”
刘健芝利用暑假带20名香港学生自费到喀邦访问，他们接触KSSP为底层民众奔波的印度知识分子，了解留美博士在穷乡僻壤创办的农村综合研究院如何研发并向农民传授实用技术，了解那些著名科学家怎么教农民识字，也了解KSSP成立四十余年怎样依靠出版、售卖报纸和大量科普读物自给自足，他们还参观KSSP 的工作，了解他们如何仅用三名全职和几名兼职工作人员依靠大量志愿工作运作数万人的组织和众多项目。
刘健芝的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向印度的实践知识分子学到了很多，还有人在这里收获了爱情。刘健芝在去印度其他地方开会之前，安排学生在村民家里住宿两三周，让他们得以沉入当地的生活，自己发现并思考。当她回来的时候，一名学生兴奋地告诉她，在小小的乡村图书馆，发现了巴西著名平民教育学家保罗.费尔 (Paulo Freire)的书，这本书在刘健芝的课上曾经读到过。这样的发现令学生欣喜，也让刘健芝欣喜，她相信，只要学生们能够走进社会，沉入基层，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感受。刘健芝对学生的期待是与对未来的期待连在一起的，她相信这样的发现和感受积累起来会改变他们人生，也就会改变未来。
本文摘自：寇延丁《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海南出版社，2007年9月）。
注：
1、刘健芝，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参与主编《学科．知识．权力》、《庶民研究》、《反思中国》、《超越金融危机：亚洲民众的另类行动》、《亚洲父权社会的复辟》、《创出我们的未来：亚太区的民间汇聚》等多部作品。
2、寇延丁，女，山东籍，自由作家，纪录片独立制片人。1993年开始关注残疾美术家，2004年辞职创办“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已改名为“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并有句响亮的口号“告诉世界有多美”），致力于增进残疾美术家与社会的沟通与理解，目前已拍摄制作大量相关纪录片。出版作品有《诗和我在一起》、《文和我在一起》及关于残疾美术家纪实文学《梦想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