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接说问题，然后说研讨会上的亮点及潜在的发展方向，最后说点其他的会上未能展开的话题。
一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嘉宾都是教育研究或教育实践者，而各分论坛的主持人和点评人却没有一个是搞教育的。其他专业的学者来评论可以丰富我们观察这些研究和项目的视角，这点当然没问题，但为什么恰恰没有搞教育的提供一些基本的看法？因此，我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对相关研究和项目缺少教育学的分析，尤其是这几个教育项目，与当前许多教育公益组织的项目、乡村建设组织的项目存在高度同质化问题，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徘徊的问题非常严重。
二是因此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量的教育公益类项目和乡建组织的项目总是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徘徊呢？我在想这些项目在设计阶段有多少教育研究人员参与了设计？包括已经做了多年的项目又做了多少理论上的反思？这种现象的背后可能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项目机构可能是一心一意服务基层了，没有抬头看路；另一方面是我感觉教育领域没有一个类似于建筑设计事务所式的机构，把相关教育研究人员组织起来，一块为项目机构提供较为系统的教育咨询和设计等服务。教育学院里的老师们往往都是各自为政，学院本身也不是面向民间教育服务机构、面向对象式的一个有效地服务主体。从整个教育生态的角度来说，这里存在结构上的问题。可喜的是，李昌平、孙君等成立的中国乡建院已经为乡建领域开创了这样的先河。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会务组织的，一个是关于怎么解决实践和研究脱节问题的，即关于教育生态建设的。前者希望各位会议主办方能引起注意，后者需要我们教育类的研究支持性组织的建设要跟上。
二
接下来，我说亮点。
一个突出的亮点是什么，是主办方（农合之家团队）和资助方（香港施永青基金会）已经敏锐地看到了，综合农协（合作社）在参与社区教育建设上有优势。这个优势是相对于谁来说呢？是相对于许多教育类公益组织而言。在观察乡村图书馆的建设上，我们就发现这两类组织运作的图书室项目有很大不同。
教育类公益组织建的图书室项目在图书数量和质量都还说得过去，但往往找不到当地团队乃至个人来运营，志愿者又很难长期待在那儿，动不动就卡壳，所以大家时不时会讨论可持续性问题。而且有趣的是，在普遍没人运营难以落地的情况下，为了调动孩子参与阅读的积极性，又喜欢设计许多吞噬志愿者精力的活动。以至很难引导大家对这些图书室项目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使这种局面成为一种常态。而乡建组织的图书室往往呈现的是另一种面貌，图书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能很不讲究，包括和学校、孩子可能也没有产生充分的互动，却经常有人在照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实想来也简单，乡建组织往往从乡村建设的整体出发，来看图书室和阅读小组建设，抑或平民教育的基础作用。对于乡村教育成为“抽水机”的现状（即波兰尼所谓的“脱嵌”现象），首先他们明确地把乡村教育重新“嵌入”到当地社会的发展中来看待，这可能是能够动员当地人参与教育事业的一个基本原因。而教育类公益组织往往只注重教育本身，注重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很少挑战教育和社会之间这种现存的秩序，没有超越一个“补锅匠”的角色。一些清醒的村民可能会问，这样的教育即使搞好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仅仅给城市输送人才？现在有多少农村孩子读完大学、落在城里工作能给家里和村里帮上点忙，而且买房子很可能还要家里给补贴，给家里带来更大的负担，不是吗？这还不说将来父母老了谁来照顾，恐怕都指望不上。所以，不难想象为什么教育类公益组织得到的当地支持少，经常陷于困境。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做理论上的反省，否则这些现象很可能成为我们的“新常态”。
三
潜在的发展方向呢，我也说几句。
一是要加强乡建组织和教育类公益组织之间的合作。从乡建组织的角度来说，是要借力，借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力，不要重复发明轮子。要呼吁教育类公益组织到乡建组织已经动员起来的地区来建图书室，来做支教活动等，包括动员更多的媒体和基金会来支持类似的项目。不要单独在那儿搞一套东西出来，要加强这种呼吁，并为这种潜在的合作创造条件。
二是要从乡镇乃至县域层面来推动和参与地方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建设。目前许多项目侧重于在村子和村小层面上开展，虽然勉强能够落地，但局限性仍然很大。因为村子和村小本身的文化资源比较有限，对外来的力量依赖就比较大。要尝试把教育援助和教育实验结合起来，更多地从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给乡镇乃至县域的教育规划及实施带来冲击。尤其是一个县域往往只有两三所高中，在这些高中开展的实验，影响面会覆盖全县中小学乃至社会。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许多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目前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不是没有钱或舍不得投入，而是至今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让大家看到怎么投入可以带来更好的效果。乡建组织和教育公益组织在实验上要打开视野，要敢于抬高起点，以研究和试验来带动地方教育文化和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
四
最后，对几个未能展开的话题，我稍微说几句。
一是美国和台湾四健会的经验，可能需要我进一步认识。它一是从项目或事儿，回到了人、回到了会员制，二是从教育、从教师的教学，回到了学生的学习上，三是在项目实施的属地管理和归口管理问题上，与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教育专业指导部门相互衔接，并形成了良性的互动，真正把项目落了地，落到了实处，四是它较为充分地动员了社会力量，来参与到义务指导员队伍的建设中。类似的这些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农村职业教育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等好好考虑一下的。
二是信息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做探讨。技术、经济、思想、时空等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能脱离整个时代和社会背景，孤立地讨论农村教育问题。尤其是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包括学习方式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怎么认识这种变化给教育和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还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的许多项目，实际上是在摒弃了这些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做出来的选择，能否经得起进一步的推敲要打上一个大的问号。
三是把希望工程放在“非正规教育视域”下等这类说法，我觉得不可取。什么是正规，什么是非正规？这是很不严谨的教育学观念。可能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怎么从教育学的视角上来认识希望工程等许多项目的教育价值及社会价值，包括怎么重新定义学校和教育等，而非简单地把许多实践和经验自我边缘化，这是妄自菲薄。目前教育领域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问题的突出和实践的丰富，和理论的匮乏和乏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应该说是教育科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是提出问题、是探索和发现的大好时机。我们最应该做的是鼓励更多的教育研究人员参与到这些实践的结合中，在参与、体验、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来提出问题和总结经验，拓展我们对教育科学的认识。当然这需要我们许多教育实践者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自觉，但至少我们不要随便给自己贴标签。
许多类似的未能展开的话题并非不重要，而是我们许多会议组织者目前的认识到哪一步。写得仓促，如有冒犯，还请见谅。我期待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