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12
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支教，不得不在质疑和反驳中艰难前行。比如，在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的人人网空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争论：
1、潘少杰同学在“回应关于‘支教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几点看法”中写道：
“对于一种行为、一种举动的意义的评价，绝不是在当时当地就能得出结论的，需要时间的检验。”
这是一种斥诸“教育的延时性”的说法。试问，支教工作中是否有必要讨论每节课的教学目的，并及时对课堂教学的效果进行评估，哪怕是有限的评估？
2、李宗涛同学在“迟到的日志”中写道：
“其实在支教中，志愿者收获的比孩子多得多。”
这是一种“转移对象”的说法。试问，如果转移对象，仅仅从志愿者收获的角度来谈，又怎么回应其他人从孩子的角度提出的质疑：“叔叔阿姨，请你们不要来支教了”？
此外，还有各种质疑和观点，仍有待分析：
•学生怎么能教了学生？
•支教虽然教不了多少东西，但如果能让孩子们喜欢上学习，或者启发他们，就很不错了；
•要支教，就要做长期支教，短期支教没有什么价值；
•支教需要当地学校的配合，尤其是碰上一个好校长，那么支教的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
我想，广泛的大学生支教行动，只有放在当前农村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变革的讨论场中，才能界定其实践的价值，并明确进一步行动的方向。
尤其是，怎么对大学生支教行动作出教育学上的解释，并为其实践提供基本的理论指导，是当前教育工作者急需认真考虑的问题。
但仅仅从“支教”活动本身的角度考虑问题，我觉得可能仍然容易造成一叶障目的状况，所以，在上文（对“支教”这个词的一点不同感受）中，把“支教”活动和其他同样包含学习实践和指导的活动，比如印度喀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等进行比较，以便对所谓的现代教育理论和概念进行反思，我觉得仍然是十分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