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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03年年底，湖北省监利县开始实施弗里德曼式教育券的“义务教育卡”改革，在全国引起不小的轰动，笔者当时任监利县教育局局长，亲历了这场仅持续了一年时间的改革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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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fc6430101b9ru.html 自由谈---不要迷信“教育券”]——监利县当时是把政府对教育仅有的投入——教师工资总额的一部分（30%）拿出来，根据学生人数分摊给学校。方案实施后出现如下现象：一是农村小学之间，公办教师工 资经费向代课教师流动。因为前者的工资基数高，后者的基数低。二是正常配编学校的经费向缺编的学校流动，即师生比越高的学校教师工资就越高。三是长教龄和 高职称的教师工资经费向短教龄、低职称的教师流动。四是村办小学教师工资经费向联村办中心校流动，因为很多村办小学学生少，联村办学因地理条件好、人口相 对集中。上述现象引发的问题是：严重挫 伤了村小教师的积极性；严重挫伤了高职称教师和长教龄教师工作的积极性；造成了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为了提高教师待遇，学校只好争夺生源，办超级大班，谎 报生源，违反教学规律办班等等,导致相当一部分教师连起码的生活保证都没有,甚至上访、停课。（2013年8月27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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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ttp://www.jyb.cn/Theory/jyfz/201011/t20101117_400183.html 采用教育券制度发展学前教育]——进入21世纪以后，教育券理论曾在我国教育领域做过不少实验。湖北省监利县在2003－2004年曾经推行过教育券改革而轰动一时。那时笔者正担任监利县 教育局局长。通过一年实验，大家感觉到教育券的推行对义务教育的发展弊大于利，因此在2005年1月终止了这项改革。同时笔者也曾撰文呼吁要“谨慎推行教 育券”(见2006年2月5日《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但是，教育券在中国并不是没有意义，如果按照另外一个美国学者亨利·M·莱文介绍的公共教 育选择中的另一种组织安排，也许会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即“小型教育券”制度，它把教育资源向某种薄弱的教育类型和需要的人群倾斜，能够起到促进教育 公平的作用。因此，笔者建议采用这种小型教育券制度促进学前教育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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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fc6430100r348.html 教育券在中国的又一实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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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fc643010007vf.html 教育券不是教育改革的良药]； | ||
在2013年9月14日 (六) 15:36的最新修订版本
关键词：学券制/教育券，人力资本，民间办学，教育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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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的讨论：
- 考虑弗里德曼“学券制”——在弗里德曼众多的政策建议中，“学券制”的命运最为独到。这是一项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主张。半个世纪过去了，弗氏的其他建议——稳定货币供应的增长、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废除浮动汇率、改征兵制为志愿兵制——无不对美国以至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发生实际影响。唯独“学券制”，至今只有一些小地方的局部试验。
- “学券制”的中国意义——“学券制”在动员更多投资方面，也有奇效！道理在于，政府的教育经费经学券形式转由学生家长持有之后，可以用于购买私人办学的服务。有了学券，数千亿元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其中的教育领域成为民间办学机构有机会进入的市场。
- 长兴县教育券——作为一个全国百强县，长兴每年的财政预算近两个亿，其中的34%——7 400万元——作为教育经费拨付。即便如此，“教育资源还是严重不适应需要”。怎样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源办学？怎样提高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效率？他们为此满世界找参考。
- 增加选择——再谈长兴县教育券——这是我们极力主张“学券制”一定要与教育定价自由相配合的理由。质量稍次——虽然过去被认为很好——的教育服务，收费低一点，总还有市场的。考虑到我国相当多的农村严重缺乏师资，我们认为“学券制”导致的教师“下岗”压力，远远被高估了。
- 农村可行“学券制”——我国农村改革开放至今，不但原先的公办、民办学校继续并存，而且私人办学已经崭露头角。社会上可选的“教育品种”增加了，只是现行制度给学生家长的选择权尚小。推行“学券制”，增加家长的选择权，是对症下药。
-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如果对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特点一无所知，要理解现代经济学中非常热门的“激励”理论就困难重重了。为什么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无须激励，银行贷款也无须激励，单单遇到人力因素就非谈激励不可？我的回答，都是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然也。
- 刮目相看人力资本——我们原来的公有制企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制度里面缺一些东西。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缺了这些东西是不行的，你不管叫什么名义，用什么词，你要把这些东西请回来，你要叫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企业制度里面生根，否则的话，我们走不出去。这东西就是人力资本。
- 能力定价和高科技产业——人是否乐意“调用”知识存量，更重要的，是否乐意学习，取决于社会对其拥有的运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怎样定价。定价机制不简单，讲起来似乎只是钱、报酬方式和数量的斤斤计较，背后其实是完完整整的一部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本主义基础上从人权、产权到知识产权的现代文明史。
- 读《我心所依》感言——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还有很多地方、很多家庭承受着挥之不去的贫困。倘若偏偏生在平均数以下的阴影里，年轻人要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
- 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学生考试作弊、真文凭贬值、假文凭泛滥，这些现象，在我看来，都与“学生质量考核”有关。问题的重点，不是学生为什么想作弊，以及为什么有人居然敢用假文凭。问题的重点是，那些防止考核学生质量出错的机制，为什么大面积失灵?
- 教育国有化与教授聘任制——所有知识供应者的“产品”要被市场里的“顾客”评价、挑选，不能自说自话，强卖成交。认为大学教授的待遇机制可以根本不同于市场上的普通人，我没有办法同意这样的高论。
- 教育专家系统的可靠性——国有教育体制的“亏损”不是反映在财务账面上，而是集中反映在教育质量上，反映在学校名牌、教职和文凭的贬值上。无论如何，没有可靠的教师和学校，要指望由“学官”来解决考核学生质量的难题，是靠不住的。
- 教材改革的隐忧——多少年来，我国实行的高度行政垄断的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教育行政部门垄断编审，教育出版社垄断出版，新华书店垄断发行。
- 扩招的是是非非（上）——对“非义务教育”，政府既然不可能包办，就应该向开放的产业学习，放松行政垄断，引入市场机制，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 扩招的是是非非（下）——在城乡居民家庭大大增加私人对教育的支付、明确表达了对教育的巨大需求之后，在国立官办的扩招模式难以为继之后，是进一步改变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时候了。
- 反对教育产业化是一句很空洞的口号——什么是“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我认为不是“产业化”或那根本子无虚有的“市场化”，而是教育严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 也谈“教育如衣”——从实际出发，中国教育至少可以讲三句话。第一，确保全体国民不论贫富都能够获得合格的义务教育；第二，任何家庭都有权利依靠自己的支付，获得高于国家规定水准的小学和初中教育；第三，放弃政府对非义务教育的垄断，开放非义务教育市场，大力鼓励民间办学。
- 法律限制营利的结果——法律允许、支持、保护营利，实际结果不一定就能够营利。如果法律真的保护普遍的营利权利，那么利润很容易在竞争中趋向于零。上述“定律”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法律禁止营利，一向挡不住形形色色的图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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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的讨论：
- 长兴的教育革命——长兴县是国内最早试行“教育券”改革的地区。他们的试验只是局部和近似的。从2002年开始，小学阶段的贫困生每学期可以获得一张面额为200元的教育券，初中阶段的贫困生则是300元的教育券。去年共有3220名学生受益，涉及的款项达156万元。今年，雄心勃勃的教育当局，打算把试验推向普通高中。；
- 要教育券，还是要民间办学——我一直认为“教育券制度（school voucher）”不仅能显著减少教育经费的错用，还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这个观点至今不改，但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券面临三个根本的难题，使得它几乎不可能实施。相比之下，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才是提高教育效率的捷径。；
- 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
- 中国教育谁埋单——无论是初级教育资源不足，还是高等教育文凭滥发，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民办教育、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例如，教育券的制度，可以提高初级教育的效率，减少地区间教学设施的差距；而只有取消高教部门垄断文凭发放权，让民办高等教育为其自身品牌而竞争，才能遏制滥发文凭的趋势，提高文凭的标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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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冰的讨论：
——(2003年年底，湖北省监利县开始实施弗里德曼式教育券的“义务教育卡”改革，在全国引起不小的轰动，笔者当时任监利县教育局局长，亲历了这场仅持续了一年时间的改革实验。)
- 自由谈---不要迷信“教育券”——监利县当时是把政府对教育仅有的投入——教师工资总额的一部分（30%）拿出来，根据学生人数分摊给学校。方案实施后出现如下现象：一是农村小学之间，公办教师工 资经费向代课教师流动。因为前者的工资基数高，后者的基数低。二是正常配编学校的经费向缺编的学校流动，即师生比越高的学校教师工资就越高。三是长教龄和 高职称的教师工资经费向短教龄、低职称的教师流动。四是村办小学教师工资经费向联村办中心校流动，因为很多村办小学学生少，联村办学因地理条件好、人口相 对集中。上述现象引发的问题是：严重挫 伤了村小教师的积极性；严重挫伤了高职称教师和长教龄教师工作的积极性；造成了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为了提高教师待遇，学校只好争夺生源，办超级大班，谎 报生源，违反教学规律办班等等,导致相当一部分教师连起码的生活保证都没有,甚至上访、停课。（2013年8月27日）
- 采用教育券制度发展学前教育——进入21世纪以后，教育券理论曾在我国教育领域做过不少实验。湖北省监利县在2003－2004年曾经推行过教育券改革而轰动一时。那时笔者正担任监利县 教育局局长。通过一年实验，大家感觉到教育券的推行对义务教育的发展弊大于利，因此在2005年1月终止了这项改革。同时笔者也曾撰文呼吁要“谨慎推行教 育券”(见2006年2月5日《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但是，教育券在中国并不是没有意义，如果按照另外一个美国学者亨利·M·莱文介绍的公共教 育选择中的另一种组织安排，也许会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即“小型教育券”制度，它把教育资源向某种薄弱的教育类型和需要的人群倾斜，能够起到促进教育 公平的作用。因此，笔者建议采用这种小型教育券制度促进学前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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