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de an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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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10月14日 (三) 11:21的最新修订版本

贸易与秩序：于向东和施展的外交哲学对谈学习笔记

施展：我们描述了从“三角贸易”到“中心--外围”再到“双循环”这样一个递进历程，贸易关系经历了从自然平等到差序格局再到更高层次的自然平等这样一个可能性。而从这种经贸关系的历史进程衍生出的国家--国际法权原则很可能也会经历这样一种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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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和笔记

“三个世界”

于向东：我是从中国“向外看”这个角度，依时间维度，对世界史作三个阶段划分。第一个阶段是古典时代的西方，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它不是全球性的，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东方直接联系不多；第二个阶段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西方扩张，开始出现全球远洋贸易，这个世界后来扩张到中国，清代讲的“睁眼看世界”指的就是这个世界；第三个阶段，是刚刚开始不久的，中国以及新兴国家发展引起的国际关系的重组过程，这是个新世界。这三个阶段的世界秩序是很不同的。我采用规范一些的叫法，分别称之为“西方秩序”、“全球秩序”和“世界秩序”。西方秩序，主要是讲它的空间特征，即第一个世界大体上是在“西方”这个区域内的。全球秩序，有两层含义，既是指西方秩序冲破西方这个空间，覆盖全球；也是指它的“客体性”，即对中国而言，这个秩序是外在的，如同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一样。世界秩序，则是包含了中国自身主体性在其中的普遍性的秩序结构，是一种主客观的综合，不再是中国去简单地适应外在秩序，而是由于中国崛起的巨大规模，使得这个外在秩序本身也会经历深刻变化，新秩序的生成与中国的成长是一种相互内在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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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外围”贸易结构的产生

于向东：在工业革命以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原先三角贸易是依各个地区自然经济体的剩余产品进行的，但随着工业制成品的出现，国际贸易逐渐发展成“原料+制成品”的结构，对自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由于工业品在生产、价格、需求、运输等方面，对原有贸易结构而言，具有极端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具有强制性贸易的行为特征，当贸易伙伴无法接受这种强制性而诉诸非贸易对抗手段时，工业品贸易商团就寻求国家武装力量的介入，以保护贸易，于是，原来具有相当的自然平等性的三角贸易，就让位于新的差序格局下的贸易结构，后来经济史家称之为“中心--外围”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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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施展：这就是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论者所勾勒出来的国际经贸秩序的发展历程，我们从中看到“全球秩序”的形成过程。新的贸易结构稳定下来以后，有其自己的运行逻辑，使得外围地区的经济结构在这个贸易过程中逐渐被重塑并固化，外围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逐步解体，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殖民地国家现象，就是少数精英与绝大多数土著之间的差距，包括政治对峙、社会解体、贫困、犯罪等等。这些问题对“中心--外围”贸易体系提出经济、伦理、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战。

……

于向东：列宁分析资本主义的时候讲，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产品销售到殖民地，延缓了宗主国的经济危机。但在沃勒斯坦的时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原则，西方处理剩余工业品的动机已经减弱了。因此有人提出，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模式发生变化了，在“中心--外围”结构下，前殖民地国家也能发展了。世界银行近几十年来的工作的重心就放在这里。沃勒斯坦浇灭了他们的幻想。但是沃勒斯坦把原因一律归结到了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把历史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又转化成政治批判问题。当转化成政治批判问题的时候，左翼思想家就达到认识上的高峰，同时在政治上跌入了低谷，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方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事实上讲出了一个绝望的前景，就是“中心--外围”的结构下，国际资本的贪婪屡屡得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真正地克服它，那些成功的国家，都不过是自由港式的特例。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心--外围”体系的基础入手，考察这个体系演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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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化

（从直营到连锁，控制贸易的手段发生变化，成本分摊和风险管理机制发生变化？）

于向东：这个贸易秩序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也是很多批判理论和左翼社会革命理论的来源。西方为了应对该秩序中经济、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也给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政治上的一个方案就是去殖民化，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民族自决开始，到二战后，殖民地的精英运动和民主觉醒运动相结合促成了普遍的去殖民化。原有体系在政治层面上有了很大的变动，但在经济层面上却一直没有寻找到更合适的方案。政治独立并未改变经济上的“中心--外围”结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困境当中。这就催生了经济上的激进主义，最早在拉丁美洲出现。庇隆总统在1940年代宣布“阿根廷经济独立宣言”，在政治觉醒的同时要有经济独立。但是经济独立的进程很快以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混乱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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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替代战略

于向东：为了反制“中心--外围”体系以获得经济独立，亚非拉国家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努力，包括一系列模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国家主义经济战略等，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之后，外围国家调整战略，改行进口替代。它试图去发展一个大规模的第二产业，用制造业增加就业，以此来改善社会福利分配的均匀化程度。但是进口替代战略在经过20年左右的繁荣之后也失败了，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产品没有竞争力，靠财政补贴，又带来巨额的财政赤字。

施展：这也有国际环境的因素。在进口替代欣欣向荣的阶段，适逢美元疲软乃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遂使得大量国际资本涌入收益率较高的拉美等南方国家。外来资本的推动促成了多个国家的工业化高速发展。但是到19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上台，货币主义革命扭转了西方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国际资本迅速调整方向又回流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使得南方国家无法再轻易从外部融资以推动自己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曾经的高速工业化就崩溃了。于向东：进口替代战略的政治前提是左翼化，就是强政府、强干预，由政府分配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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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

于向东：进入1980年代，这些国家又出现了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调整，也就是通称的“结构调整”。这个调整战略走向了另外一面。但它在1990年代末期也开始遇到大问题。

施展：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成功的案例，但不多；进口替代战略，则一个成功案例都没有。我们大致可以说，南方国家在二战后这几十年里左倾右倾地来回尝试，一直不成功。

于向东：但也必须看到，它们表达着一种努力：在“中心--外围”这个结构下解决所谓的外围地区的欠发达问题和贫困问题。左翼的尝试可以视为来自于外围地区的反抗性力量的冲击，右翼的尝试可视为来自于中心国家的一些自我调适，但都失败了。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两个方向的努力有一个共同思路，即认定工业化——也就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第二产业的发展——是这些国家和区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管你是用政府的力量来规划工业化，还是用国际资本的力量来促进工业化。我们现在就是要对这个思路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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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

于向东：到21世纪，它确实出现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全球贸易结构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全球贸易的“双循环”结构。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从加入并服从全球秩序下的贸易规则开始的。在1980、1990年代，主要就是讲“接轨”，即与国际贸易规则相衔接。这种“接轨”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不断获得正向激励，促使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到全球贸易过程中，并在其中取得成功。这当然不仅仅是“接轨”这一个因素促成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和机遇，正好耦合在一起。今天回头看，有点奇迹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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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计算技术与制造业外包

施展：你和刘苏里在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谈话中特别提到了分布式计算技术的作用。这种技术的出现伴随着一场管理革命，即制造业大规模外包的出现，它们结合于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使中国经济在一种特定的产业转移节奏下“接轨”于全球贸易。在加入WTO十年之后，从这个体系的外围位置，逐步变成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力量，从而开始改变它所孜孜以求“接轨”的这个全球贸易体系。显然它正在改变“中心--外围”结构，特别是，它正在大幅度地改变“中心”的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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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结构与新的枢纽

于向东：这个系统的改变，以中国从体系的外围，转化到新体系的枢纽位置为标志。即中国一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大规模的技术、资金和产品以及服务的贸易循环；另一方面，上述循环又促使中国与不发达的亚非拉国家之间形成以制成品和原材料为主的贸易循环。这两个循环以中国为枢轴而耦合起来，所以称之为全球贸易的“双循环”结构。在原先的“中心--外围”结构下，发达国家直接与外围国家进行制成品与原材料的贸易，现在，其中的大部分贸易被中国替代。发达国家的贸易间接地通过中国贸易而同外围国家发生关系，这是一个转折性变化。目前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它还没有完全改变全球贸易体系，原先的“中心--外围”贸易循环也还在进行中，但无论是其中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还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开始受到这个中国成长所推动的“双循环”结构的影响。

施展：应当讲，这个“双循环”本身还主要是商品贸易，其他如金融、服务贸易等等，还较少涉及。在这些非商品贸易循环中，还是以“中心--外围”结构特征为主。

于向东：“双循环”目前的力量主要还是体现在商品贸易的数量规模上，但它向其他贸易领域进化的速度是很快的。例如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投资，增长很快，这是商品贸易拉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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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循环与第二循环

于向东：关于“双循环”有个特点要注意，它目前包含了两个引擎，协同推动“双循环”运行。一个是美国，它推动着第一个循环，另一个是中国，它拉动着第二循环。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和前提。在理想状态下，还应当有第三个引擎，即位于非洲或拉美的区域经济体的发展，但这个引擎尚未出现。

施展：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一个上中下三层结构：发达经济体在上，中国在中，欠发达经济体在下；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平面上展开的“8”字形结构，中国居于中间结合位置上。以前者论，可以清晰看到一个差序结构，它可能暗示了贸易利益分配的某种“传统”；以后者论，它表达了新兴贸易体系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动态的贸易利益分配过程。其例证，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非洲和拉美倡导的“资源--贷款--基础设施”的合作方案。这类合作方案的前提是，中国从第一个循环中积累大量的贸易盈余，这个能力必须持续下去，才可以支持上述合作方案的融资结构，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必须持续保持竞争力，第二个循环才能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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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业迁徙将终结于中国的假说

施展：这里可能要用上你以前与刘苏里的对谈中提出的“全球制造业迁徙将终结于中国”那个假说。这个假说支持这种持续的竞争力。事实上，如果“中国制造”是泛指以中国为物流中心的整个东亚、东南亚制造业集聚区的话，那么这个持续时间可能会更长。这是一个现实发生着的物质过程。“双循环”内在地改变了世界体系主义者们所看到的“中心--外围”结构，它带来了“中心”的裂解。过去的“中心”是提供资本秩序、法权秩序和制成品的国家，外围提供原材料，利益分配偏向于中心国家；“双循环”形成后，裂解出现了，资本和法权秩序仍由西方提供，而制成品由中国提供，原材料仍由不发达国家提供，但流向中国。“双循环”结构使得传统的“中心--外围”结构里面内蕴的外围之永久性悲惨地位有了突破的可能。中心地区裂解开的制造秩序和资本秩序会形成一种制衡关系，从而使得外围有新的发展空间。或者用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词，中心地区变为多孔化结构，它不再是致密体。

于向东：对这个“中心--外围”的挑战最早是作为外围的日本，但日本最终是将自己变成中心而告终，它并没有撼动这个秩序，它将自己变成了这个秩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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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角贸易

施展：这与日本的国家规模及经济发展模式有关。日本不足以令西方国家工业空心化，于是“中心--外围”的结构不会变化；中国的规模令西方工业开始空心化，于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便不再是一个内在致密、均质化的结构了。类似于历史上的三角贸易，现在又形成一个三角结构。历史上的三角贸易内蕴着一种贸易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历史的螺旋上升有可能重新回到这点上吗？

于向东：这种平等性只能作为一种潜在的趋势，它要化作现实就必须从竞争性的动态过程中浮现出来；但这是有条件的，所以也完全可能无法浮现出来。倘是后者，则“双循环”结构便会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塌陷，退化为原体系的一个亚结构，非但没有破除外围地区的那种悲惨地位，反而以一种双重的“中心--外围”结构加诸其上，成为所谓新殖民主义。这个状况，也并非没有实例，实在值得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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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新路径

于向东：我在以前提出“制造业迁移终结于中国”这个假说时，已经提到一个推论，就是那些工业化程度低于中国的外围国家，主要是非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区，它们已经不可能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个经典的现代化之路了，它们必须另外开辟一条非典型的现代化道路。我概括这条道路在经济上的特征是发达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以及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它无法独自运行。

施展：没有第二产业，就意味一定要进口制成品，国民福利的水平，取决它的出口与进口的利益差。于向东：历史上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就是我常说的澳大利亚模式。澳大利亚模式是在英美白人贸易体系下发展起来的，我曾细致地分析过它的成功条件，例如澳洲与英国之间人才和知识的无障碍流通，澳洲政治体制保证原材料出口利益被善用，等等。尽管这些条件有些苛刻，但澳大利亚、新西兰，某种程度上还有加拿大，毕竟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拉美有一些小国，实际上也是走的这条道路，例如哥斯达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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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勃勃的区域经济”

于向东：这种所谓拉动作用，就形成我说的“生机勃勃的区域经济”。它也有一些前提条件，包括几个内容，一是如何发展出基于生物多样性的农牧业经济，二是如何发展出复杂的旅游和服务业，三是原材料出口利益如何转化为有效的国内区内投资，四是人才及知识的流动，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异常艰难的工作，而且也不是非洲独自能够完成的。例如原材料出口利益的善用，它取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改变。依我的观察，近年来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始起作用了，这也与世行等对其所加的财政纪律有关，它改善了出口部门利润的利用状况。其实，中国一些关于贸易和援助不加附加条件的说法是有问题的，那并不利于非洲政治的发展，也会影响非洲经济的基础条件的改善。

施展：从中国的贸易利益出发，中国应当积极介入非洲国家的政治进程，去年底我们在南非时，向刚果（金）驻南非大使提出的将非洲“大湖地区”维和体制和区域发展结合起来的建议，本来就是基于区域经济的自身要求的。联合国和世行近期在大湖地区的安排，中国未能充当主要角色，置身事外，是很遗憾的，到头来这会损害中国的贸易利益，而中国原本有机会参与其中。其实不仅是政治进程，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与非洲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密切关系。非洲国家有着极好的农牧业和旅游业资源，这些产业的特点是国民福利分配效果好，能拉动非洲国家的非典型现代化道路。但它取决于中小企业深度开发这些产业的创新能力，这恰好应当成为中国民间企业施展身手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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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和各种贸易协议条款及执行案例

施展：事实上，那些作为偏见的政治及人类学知识，只有在贸易规则变化之后，才可能永久地被打破或排除。让一切都还原为或化约为生意和贸易，从贸易规则的知识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易理解也更易改变的世界。于向东：在“大观”小组今年于武汉召开的会议上，我提请大家注意研究TPP和各种贸易协议条款及执行案例，这些条款有很大一部分将转为“全球秩序”的基础结构。国内政治学界尚无研究贸易协定的习惯。交换和贸易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形态和主要内容，因贸易需求而生的社会规则最容易被普遍接受，这是所有那些社会治理规则持续稳定的心理基础。回到生意，可以更容易克服偏见对我们的束缚。

施展：“双循环”结构从原有贸易体系中生成，这一过程所引发的变革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现在讲的新兴市场国家问题，很大部分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比如“二十国峰会”机制，世界银行和IMF投票权改革，新启动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区域贸易自由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等都是如此。这些改革旨在适应新的商业循环的冲击，其中一部分是防守型条款，例如知识产权、产地认证、制造过程可追溯原则等等；一部分是开创型条款，例如几大国际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的国际化条款。还有一些重要的条款，例如TPP中企业或个人对主权国家的民事诉讼权利的安排，则是更重要的带有创制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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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与主权的矛盾

于向东：这种诉讼权利的安排在WTO已初显端倪，在TPP以及其他贸易协议谈判中已成常例。国内有些人对此疑虑很重，担心对主权的侵扰。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条款，关注的是贸易行为本身应当排除那些强制性力量的介入，贸易合同本身要具备自我实现、自我保护的能力，不被外在力量强制；它强调的是贸易行为当事者的意愿在契约中应当是最高原则。这是保证“贸易循环”在本质上重回平等互利的基本条件，也是破除“中心--外围”结构下贸易利益分配不均的微观机制。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从“三角贸易”到“中心--外围”体系，工业力量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工业力量恰恰是凭借民族国家体制下的国家主权力量，以国家主权的名义做出一系列商业安排，才构成了我们熟习的所谓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只有对这个介入到商业行为当中的国家主权进行普遍的批判和否定，才能瓦解那些被视为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规则的法律基础。说到底，“双循环”结构持续下去的正当性，只能来自于它可以实现全球贸易利益的更加均衡的分配。而这个更加均衡的分配只能通过无数商人们自主加入并执行的贸易契约才能实现，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由若干国际会议和那些雄辩滔滔的主权者们所给定。

施展：从商业行为中排除主权者的侵扰，而不是相反，这应当成为“双循环”结构的国际法原则。“中心--外围”结构的国际法基础是主权者凌驾于商人及商业契约。它一方面在“战争与和平”的张力下将主权者进行差序安排，并把相似的商业结构作为自己的物质基础；在另一方面，那些外围国家的统治者们很容易发现，在这个差序结构下，统治者同时也去参与商业行为，会带来巨大的个人利益，他们因此会积极地加入到这个结构中去。外围国家的统治者既顶着主权者的帽子，同时又作为商人直接参与经贸活动，这种身份冲突引发了无数的革命。但没有一次革命曾经靠拢过革命者宣称的目标，到头来，又复制了这个结构。于向东：所以，在新的全球贸易谈判中，必须对国家主权在商业领域的作用进行普遍的批判和否定，不是要用很多空想家们设想的新的主权差序结构替代旧的结构，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主权者在国际商业领域中的合法性，并且使商人们可以自我实现这样的保护。这需要几十年的过程，重要的是，它已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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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世界”与中国的重新定义

施展：到了今天，以生产流程国际化为基本特征的“双循环”结构，呼唤着再度出现集体叙事与自然事实的相互适应关系，呼唤着多引擎国家的推动，从而再次是一种相对多中心结构的国际贸易秩序。于是政治必须从生意领域退出，集体观念应当超越民族主义而被还原为宪法爱国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财政单位和安全单位存在，不再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和价值单位存在。由商人们的微观行为引导的超国家之国际法权秩序的变迁，再度进入个体的心理动力与集体叙事并存、集体叙事与自然事实相互适应的状态。

于向东：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努力带来了另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真正的战略机遇期。我们终于有我们参与驱动的过程，与全球的脉动终于合拍了。这时就需要有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来真正地配合上这种合拍。这第二步更加重要，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很有可能就会像当年德国与欧洲的冲突一样，会形成一系列非常严酷的世界秩序崩溃的过程。如果能赶到并且能够处理好，那我们很可能让全球治理达到一个新阶段。这时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个第三个世界才真正浮现出来，它是由中国加入的过程所定义的，同时，这个过程也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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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观”的瓦解，“他者”及“民族意识”的生成

于向东：民族的自我意识，可以细致地勾勒为一个精神现象学的过程，我称之为从“民族意识”到“民族精神”的历程。以“民族”作为意识主体，对中国人来讲，是很晚近才有的。在此之前，我们有天下意识，有地区意识，但没有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人”的明确意识。在传统的天下观里，外部世界以各种方式被编织进我们所构想出来的天下秩序当中，没有“他者”的地位，从而也就没有“自我”。宋元明清之际的华夷冲突，并没有否定天下观，而只不过是在争辩据有天下者是否必须中原出身。到西方人来的时候，一种更强的国际秩序替换了“天下秩序”，周边世界顷刻成为“他者”，而且是强有力的“他者”，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压制，于是强烈的“自我”意识产生了，民族意识也才开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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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否定性”意识与民族主义

施展：民族意识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对特定区域内民众的动员和治理方式。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有漫长的历史，但它的兴起和流行，和工业革命以及工业技术推动的军事变革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动员效率与新的军事体系结合起来，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竞争能力。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扩张，并在战争中，逐步形成了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即关于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规则体系。随着西方扩张，这种国际秩序伴随着军事胜利而强行推行到中国。

于向东：军事的失败，天下秩序观念的瓦解，使得中国的自我意识笼罩在被打成弱者的气氛下。所以我们的民族意识是从对自我的“否定性”意识开始的。它首先是一种历史经验，即在对抗西方人的扩张时，传统的政治方式都失败了，那只好学习对方的政治形式，期间做过各种尝试，包括革命。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新设立的政治制度似乎也没有马上见效，甚至相反，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对这更多问题的解释乃至解决就走向了两个路向：一是认为传统桎梏过强导致学习西方还不够，于是走上了激进主义；一是认为失败证明了学习的无益，便走上了复古主义。

施展：更麻烦的是，当了解到西方也有自己的难题甚至发生危机的时候，或者是在自己取得某些成果从而改变了与西方的力量对比时，各种形式的反西方主义、传统主义等等又成为潮流。民族意识发展过程中所依赖的历史经验相当不稳定。

于向东：这里还有一些极其微妙的群体心理现象：失败会产生自我怀疑，持续的失败却可能会引发自我肯定，这是韦伯曾经分析过的一种犹太式心理结构；成功可以证实之前的自我怀疑，持续的成功却会否定自我怀疑，这个就更常见了。当民族主义浪潮涌到非欧区域，它往往变成复杂的不稳定的历史湍流，一个微小的扰动就可能引起宏大的历史变迁，让人猝不及防，让那些华丽而虚幻的政治，纸上谈兵的智慧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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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民族主义”：满足于民族国家建制性过程的民族主义与自我超越、自我神话的民族主义

施展：由于外在压力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案例，大部分都转化为建制性过程，通过一系列的民族--国家体制表达民族的自我确认。有些案例，积极面相较强，它们通过一些对外战争或扩张来表达民族的自我确认；另一些案例，可能就消极、安静一些，通过文化、贸易等，来表达民族的存在感。这类案例很常见，其目标通常内敛、有限。虽则这些国家有时会面临很激烈的内部冲突，但最终都可以在特定范围内的内部政治议程中取得妥协，或迟或早地变成安静的国际成员。但有少量很特别的案例，吸引了历史观察家的大部分眼光。在这类案例中，民族主义不仅仅满足于民族--国家的建制性过程，它还追求一种浪漫主义目标，即自我超越、自我神化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的目标不再是内敛有限的，而是无限的，有极强的扩张性，是大部分现代战争的来源。于向东：这种无限目标一定会被构思为某种帝国体制，它要么替代外部世界，要么并立于外部世界。这样浪漫主义的超民族意识的产生，大概有两个根源，一方面它苦于无法取得安静的民族--国家那样内外两个面相上的政治妥协，另一方面，似乎也根源于它激活了某种古老的心理习惯，即唯我独尊的绝对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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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精神危机”与“无限的民族目标”或民族主义的激进化

于向东：这类民族主义最终也都走向了自我瓦解，我们可以更细致地做一番解析。民族意识在自我与他者的对峙关系的变化中走过自己的历程，它从“自我否定”的意识逐步走到“自我肯定”的意识，经历了辩证的历史过程。这中间的故事丰富多彩。当它达到“自我肯定”的意识状态时，民族意识就进入岔路口。在大部分案例中，民族的规模不大，禀赋寻常，其内部政治议程往往同国际社会冲突不大，其民族主体性也就直接以现存的国际社会作为自我实现的外部条件，最终将自己转化为一种文化的而非政治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体以“他者”为媒介，获得对“自我”的确认，自我与他者在意识层面的共生关系使其可以将自己的主体性融为周边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少数拥有非常禀赋条件的民族，则走上另一个方向，它的“自我肯定”是以对外部世界的“全面否定”为前提的，它拒绝了自我与他者的共生关系，将两者的差异绝对化，并构造为“敌我”关系。它们的国内政治议程往往与国际社会完全冲突；同时，国际社会又不存在一个前置的、有足够智慧的协调机制以控制冲突。于是，它们的民族诉求动摇着那些正在运行中的国际规则，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和全面抵制，却又无处说理。一种怨恨、一种自尊感被抽空的感觉就扼制住了民族的精神发展，那种追求唯我独尊的绝对存在感的欲望油然而生。原来是“他者”定义 “自我”，现在则变为“自我”定义“他者”，就形成刚才说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我称之为民族的“精神危机”，它导向了无限的民族目标。

施展：这种民族意识所面对的国际社会，足够清晰，你可以时时处处感受到它的存在的确证；但它却又不足够智慧，总是无法协调它面临的各种冲突，最终常常以战争解决冲突，结果它就显得既凶恶又虚伪，反过来强化民族主义的激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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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念的世界”到“历史的世界”

于向东：致密体说到底只不过是观念塑造的世界，不论它有多少存在的确证，在观念变化时，也都云流星散了。致密体意识本身不断瓦解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功能，从而也就不断地证明了它所产生以及它由此产生的那些观念的非历史性。实际的世界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是一个历史的而非观念的世界。这是一个随着工业技术和贸易网络的出现而出现的新世界，伴随着技术和贸易的发展而发展，是不断变化、不断生成新内容的历史过程。它有无限的扩张性以吞噬吸纳各种各样的“自我”主体性，将它们纳入进程当中，你是这个进程的变量，有时可能还是最重要的变量，但也只是这个进程的一个构成性部分。这是一个多种主体性普遍联系的世界，在普遍联系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演化出各种规则和网络，并且不断地把这些规则积累为经验。没有只存在于观念中的虚幻的主体性，只有存在于普遍联系当中的主体性。民族的精神性存在正是生长于这种普遍联系之中。对这个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就打破了那个稳定固化的“他者”的幻像，那个“自我”与“他者”绝对对立的世界消失了，从而那种基于 “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民族意识也就被超越。在这种世界进程中，民族的自我认识就恢复了它的历史主体性，它不是在对峙关系中确定自我的观念，而是在世界的生成过程中实现民族的主体性。它把世界理解为民族的自我实现，把民族理解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施展：这样一种对于世界的理解，便完成了从“观念的世界”到“历史的世界”的跃迁，这是民族精神发展中最为深刻的转向，也是克服民族“精神危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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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民族”

于向东：能够超越“民族意识”，克服“民族精神危机”的民族，可能有能力进一步推动世界的普遍联系，我把它们称为“世界历史民族”，只有“世界历史民族”才能达到“民族精神”阶段并完成它的精神历程。

施展：到今天能够数得出来的具有世界历史民族潜能也就那么几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俄罗斯民族，日本也算一个。今天的中国当然也是，全看我们在精神层面能否从“民族意识”跃升到“民族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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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的世界主义：一种是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一种是历史性的世界主义和清教世界观

于向东：就“世界的普遍联系”而言，有两种不同的世界主义。一种是共产主义运动和伊斯兰复兴运动。这种世界主义从“世界的普遍联系”出发，有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详细构造，以观念形态先于历史存在，随后的历史运动只是用来印证实现这个观念。这种世界主义从一开始就排斥民族主体性，诉诸于人的本质要求。这种方案不存在民族主义的空间，是反民族主义的，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另一种世界主义，可以叫做“历史性的世界主义”，在这种世界主义眼中，世界每天都是新的，都是在创造中，它没有允诺一个未来世界的框架，它也没有关于这个未来世界构造的知识，而是认为任何历史主体的经验都构成这个生成中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它的全部知识都只是蕴含在生成的历史经验中。它排斥脱离历史经验的观念规划，它既不认为世界是可以规划的，也不认为观念具有规划功能。换句话说，观念只能作为道德戒律，而不能作为历史的引导。

施展：现代世界从古典的普遍帝国时代脱出，实际上形成了三种世界秩序观，一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另外则分别是你所说的那两种世界主义。民族主义拟制出“民族”实体，作为个体效忠的对象，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都要以此先验实体为前提来获取正当性。共产主义则构造出一个先验的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目的，将其视为政治活动的正当性标准。这两种秩序观虽则一个特殊主义一个普遍主义，但共享着政治上的先验论，其政治观念都内在地包含着某种致密体观念。你说的那种历史性的世界主义，来自清教的伦理观念。我们此前在第二和第三讲中都谈到过清教伦理的政治后果。清教的命运前定论里面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人类理性的脆弱，另一是对上帝全知全能的绝对意志的信奉。这两个内容都意味着，人类依凭理性构造或发现的、连上帝的绝对意志都无法对其有所改变的先验致密体——无论是所谓的超越于个体之上的“民族”还是所谓的终极历史目的——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个谨秉神意的道德主体，他们为了实践上帝所加于自己的道德责任，自我立法、自我治理。国家被视作纯粹的工具。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在无尽的互动中形成了动态演化的规则框架，国家的功能只在于维护这个规则框架的有效性。规则框架和国家本身，并不具备独立于个体面向上帝的道德责任之外的意义。这样，清教世界观也就放弃了在世俗层面上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实质正义只存在于上帝对于个体的前定恩典，世俗层面只应追求一种形式正义。而那种致密体式的秩序观，恰是要追求世俗层面的实质正义，这也是当下国人在讨论国际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带入的观念前提，需要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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