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问题和摆脱理论束缚
——读吕型伟老师“要谈教育创新，先读教育史吧！”有感
吕老师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抛开教育史谈教育创新听起来都有点荒谬。但是否要把教育创新、包括教育史挂在嘴边，包括不了解教育史能不能做教育研究呢，聊点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
1、十多年前我开始关注教育问题时，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教育问题之所以成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教育学院里肯定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面对大的变动时代，办法一定在外面。我是从三农问题、职业咨询、组织学习等中观察到的基本问题（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教育和社会脱节是怎么回事）入手，一点一点开始反思，并参与教育公益组织和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实验等，逐步形成一些初步的认识。之后因为验证、对话和实践的需要才开始关注大学教育改革和中小学教育改革的讨论，以及教育史、教育心理学等等。
2、我根本不关注创新不创新，我首先看到的各种说法和所谓的问题满天飞，什么是真实的问题，怎么准确地描述问题，包括面对许多教育现象时教育学提供了什么基本的分析方法，我需要逐步进行梳理，理出一个头绪来。这还先不说解决问题，我觉得问题搞清楚了，描述清楚了，问题也就基本有思路了。搞清楚以后，方法可能很 简单，或某些领域已经有可以借鉴的方法和经验。我对创新从来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就像踢球一样，赢球是结果，但有几个踢球的人就是为了赢球呢？我只是觉得教 育问题本身有点杂乱，挑战了整个社会的神经和理性，有点好奇和好事。
3、起初不读教育史也不碰教育学院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不想受现有的视角所束缚。我希望尽可能自由地去观察和思考，有必要的时候再来了解也不迟。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情形时，我会特别重视思维的开放性。悖论是，这种开放不得不通过对既有成见做选择性的回避来实现。
4、我的一个深切的感受是，教育学深陷在话语的泥潭里。针对不同教育问题或现象，缺少较为统一、有效的教育语言和分析框架，即教育学尚难称为一门科学。《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的作者，管理学家诺顿和卡普兰有句话，“不能描述，就不能衡量；不能衡量，就不能管理。”我觉得对于教育问题和系统分析来说，同样适用。
5、解数学题或者物理题的时候，我们很少会有人说不懂数学史和物理学史，就不能解数学题或物理题。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很难要求每个人面对教育问题或现象的时候，都要先翻教育史———这只能说明我们现有理论分析工具匮乏。尤其是对于教育理论工作者来说，可能需要反思是教育的科学化问题，如何使教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在分析教育问题或现象时真正发挥点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