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乡村建设’ Category
浅谈家庭教育话题的产生背景及发展变化
二月 17th, 2019 by 小石
主要是和丫丫妈妈、弟弟以及高海燕老师等交流时提到的几点看法，简单记录在这儿： 话题一（和丫丫妈妈等在半塔社区家长学习圈里谈到） 孝顺的话题是个非常大的误解，孝顺说的是上行下效，是我们孝敬父母，孩子自然会效仿我们。这是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对孩子的要求。是如何严格要求我们自己，不是拿着大棒来恐吓孩子。包括感恩等也是，这里存在普遍的误解。否则只是成人变着法子教训孩子而已。 我是觉得需要寻找更准去的语言来描述三代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不能老是再绕这种弯弯话了，教育学需要科学的语言和方式来描述我们面对的很多。 包括大家让孩子见了志愿者老师等主动问好，说些感恩的话。我们过去的教育的确有这么要求，但我相这不是孔门儒学的要求，是后世的曲解，包括对“礼”的曲解。 孩子其实不要这样，我们成人之间学着彼此尊重就可以，不要过早给孩子过多的条条框框。相信孩子，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回报这个社会。 话题二（和石泳初步谈到） 反思目前的家庭教育，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近年来受西方的亲子教育影响比较大，包括把隔代教育贬低得很厉害。而我们传统的逻辑是，注意人都是从依赖走向独立，然后是互赖，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其中从依赖怎么走向独立是比较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么从独立走向互赖，上敬老，老爱小，形成了一个闭关，这也是我们传统的家庭和社区文化建设非常重视孝道，或者说为什么要孝敬老人的道理。 华德福老师说的似乎更直接，孩子的教育应该首先是家长的自我教育。但谈自我教育的时候，自我教育的核心又是什么，如果不放到三代人的关系里来认识，所指就可能是模糊的。 话题三（和高海燕老师进一步探讨到） 讨论家庭教育，我觉得要关注这个话题是什么时候开始热起来的？ 就是这个话题它的教育和社会背景，在教育领域乃至社会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的情况下，家庭教育这个话题开始热起来了。 ……那是因为学校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放弃了理想价值观的教育以后，孩子理想价值观的引导就只能依靠家庭，依靠个别经验来建立了，这个过程中，问题很多。 ……另外，在交给家庭，依靠个别经验来引导的过程中，又引入了西方家庭教育的重视亲子的观念，进一步贬低了中国传统上基于对孩子、家长和老人关系的认知建立起来的一套观念，带来了大面积的混乱。 当然这个过程中，不能说没有好的东西，但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可能更多，需要更加系统地来看。 后注（一点揣测和近期的实践）： 不知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由对家教或孝道传统的误解产生的反对，新的理想价值观教育未能确立乃至一度放逐，打开吸收的过程又食洋不化，包括再看传统又新一轮东施效颦的问题？暂记一下。 近期的实践是在从小家族（五六十口人的小户族）公约入手，推动家庭文化及家风建设，从小家族在当前城乡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老问题、新问题以及新老乡建的经验教训等入手，摸索“新礼俗”，以不教行教。有机会再详述。 欢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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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或农民到底缺什么
八月 21st, 2018 by 小石
2000年左右以来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已经走过了“乡愁”和“乡建”，进入了“爱故乡”的阶段。在早期的“乡愁”或维权的阶段，大家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农村或农民缺什么。其中，“缺信息”的问题没人能解决被搁置了；“缺技术”的问题因为各种技术援助尤其是国际技术援助失败的例子，被大家简单否决了；许多农民认为并不是真正“缺资金”，但尤努斯小额信贷的案例启发了大家资金是一个有效的组织工具而引起了重视，并走出了一条探索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路子；“缺权利”更多是来自国际发展领域和国内部分学者的看法，有助于维权的意识觉醒，但也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干群矛盾乃至官民对立的情绪，其更严肃的问题是把农村工作导向了等靠要的思维；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缺组织”，简单否定了分田到以后村两委的作用，说农民缺少自己的组织，推动了新时期的合作化运动，但绝大多数合作社既没有把农民真正组织起来，也没有和村两委有效地衔接起来形成互补，和村两委还成了两张皮，甚至削弱了村两委的地位，加剧了一些村落的解体。现在回过头看，这些问题可能也需要回过头来，好好做一下梳理。 （2018.07.23原发在Zin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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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知识共享”——以及新工人问题与传统治理经验的再认识
十二月 18th, 2017 by 小石
我试着理解梁漱溟，并延续他的思考来看今天的产业（包括劳资关系）和社会的治理。我想今天的治理，首先是在他理解的传统中国的基本特征“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之外，首先要加一条“知识共享”。我稍微做个解释: 1，目前所有的问题可能首先要回到社区、回到生活，尤其是先处理社区和生活中老中青少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或先解决社区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秩序问题。因为大部分社会问题首先都是从社区里产生，也只有回到社区里才能去伪存真，包括找到解决问题的资源、途径和方法，包括也才能把问题界定在较为可控的范围内，并为大范围解决类似和相关的问题找到途径（伦理本位）。 2，其次再讨论各种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既包括商品生产中的劳资关系问题，也包括权力生产中的上下级关系问题，更包括知识生产中的学生老师校长等关系问题，核心都是专业性怎么得到尊重、公平性又怎么保障，怎么让各自的专业特长得到充分地发挥，人员又可上可下并保障基本的公平，以及怎么避免过分的两极分化和二元对立情绪的蔓延，这也是职业和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职业分途）。 3，而无论商品生产还是权力生产都是基于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所以，知识和信息的共享与否是社会公平和发展更为基础的问题，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今天，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换句话说，我们对待知识是否开放的态度，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发展，越来越起到关键的作用（知识共享）。 这话从哪儿说起，是工友之家被逼迁的事，让我反思工人和新工人的概念，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概念，这一点和农民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新工人的概念仍难以摆脱斗争思维的印象。而今天社会的治理可能首先要化解这些斗争思维。劳工问题怎么理解，是其中一个关键。 我细想了一下，企业里的劳资关系和政府里的上下级、学校里的学生老师校长关系，其实是一回事。这样让我感觉上下贯通了。前期我们关于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要回到知识共享的这一认识，和梁漱溟所谓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就联系了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治理的经验似乎更理解了。 结合这两年在半塔村的摸索，也让我觉得越来越清楚了。似乎首先要抓两头，一头回到社区抓社区治理（伦理本位），一头是再通过推动“青年发展”来抓知识共享（这个有机会再进一步解释），而各种生产中权力关系的梳理，在倡导合作文化、共享文化的同时，要保持空间和弹性，要慢慢来。 遇到问题要尽可能界定问题，多开展研究和实验，简单粗暴地把问题扩大化甚至政治化。这个无论官方和民间我们都有太多教训了。 （2016.12.30，半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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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两委的产生：要从“竞选制”回到“举荐制”
十一月 25th, 2016 by 小石
说一点多余的，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在我老家，村里说是选队长村长，其实都是有人举荐，然后多少人拥护，即李昌平老师说的“举荐制”。 反过来，要是谁主动说自己竞选队长村长，大家一般会非常吃惊，觉得这家伙是吃了什么药，想扑着扑着当队长村长，大家会对他的动机表示怀疑。除非极个别人能力极为突出，能够经过众多人的眼睛和质疑的挑战，还能把自己想竞选的话真正和村民村落的发展密切地联系起来。既是过了竞选这一关，但最后也很容易导致什么结果呢，即所有人看这家伙到底多大能耐，使所有人站在他的对立面，处于审视和观望的状态，除非他再一次用付出和行动真诚地打动所有人。当然，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把人硬是选出来了，或者他们自己想着法子折腾成功了，但这摊子也就差不多烂完了。这等于把村两委和村民变成了“两张皮”，难道不是吗？ 我觉得，目前这类村两委竞选的文化，是对传统“举荐制”的一种严重扭曲，也是对乡村治理体系最严重的一种破坏力。小圈子，熟人社会，是不是动不动都要搞竞选？亟待反思。 （原文2016年1月20日发在Zin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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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农学校
九月 14th, 2016 by 小石
我理解梁漱溟的“乡农学校”，一个就是新思想、技术、观念等的引入，一个是地方调查和发展规划的讨论。核心是从结构上解决村两委等选举制形成的行政班子，几年一任几年一任，缺乏中长期规划的引导，短期行为严重。 你上来想这么搞，他上来想那么搞，甚至中央一个政策自己就先乱了，没有自己的主意，但老百姓没法跟领导这么折腾，最后导致干部群众成为“两张皮”。这是干群分化和原有组织迷失乃至丧失主体性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村长没有大家的支持，村长也会沦为上级部门的傀儡，即使他也不想。 另外，仅仅解决上下级部门的关系或主体性的问题是不够的，决策质量的提高，也有赖于新思想、技术、观念等的引入，或者说新教育的普及，否则同样一班子人，即使都是大家推举出来的，也很难把握整个市场和社会的情况，在村子发展的各项事务上作出高质量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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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新译：从“社区支持农业”到“社会化农业”
一月 20th, 2016 by 小石
对于CSA，近期的一个变化是，温老师他们在译法上尝试做了一个调整，用社会化农业等替代了社区支持农业。虽然用词上可能还不够精准，但我想反思肯定是有的。 从实际情况来说，CSA不是没有问题，社区支持农业，在别人哪儿是城市社区消费者联合起来和农场对接，以便通过订单农业帮助农场消化一部分前期投入的风险，鼓励农场走向生态农业。这个口号或概念之所以能够叫得响，和别人的城市比较普遍来说，是教区和选区，即是熟人社区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城市社区的消费者比如较容易联合采取行动；另外，农业的话，又主要是大中型农场，农场统一、稳定、而较为持续出货的能力比较强。 但是到了我们这边，情况完全颠倒了——农村是熟人社会，但又是分田到户后的农民，生产的统一、稳定、而较为持续出货的能力不容易建立；城市里却只有新老居民，社区感不是被打破，就是还没有建立，城市社区的消费合作没有明确的抓手。CSA的简单挪用失败了，但这种城乡互助的探索不能停。 所以，基于农村首先发展起来的部分农户和合作社，尤其是后来在城市近郊搞起来的市民农园，先来搞“农夫市集”，也多少赢得一部分伙伴和消费者支持。但农夫市集也明显由农户或合作社在消化前期成本的事实，不容忽视。这里CSA原本帮助农业部门消化部分前期成本和风险的内在追求，仍然是大家继续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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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乡建院至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和意义
一月 20th, 2016 by 小石
作为一个足球爱好者，我结合足球队的例子来理解“农村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和乡建院的基本角色，可能就是： 1，同乡同业类似前锋，直接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攻； 2，内置金融类似中场，解决攻守转换问题； 3，书院教育类似后卫，解决防守和后场发力问题； 4，孝道传统类似守门员，镇守最后一道闸门甚至必要时充当“门卫”和对方门前抢点射门的职能； 5，乡建院类似教练员，主要是解决赛前训练、战术布置和临阵指导等问题； 6，村两委类似俱乐部管理委员会，解决球队的发展战略、教练聘任和财务管理等问题。 换句话说，乡建院首先把教练员的角色引入到了我们乡村建设的这一场域中，而且帮助我们对球队或村落建设首先包含的一些基本要素和内涵，包括我们各自在其中可能发挥的基本作用，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拟。按说，一个球队是先抓进攻，还是先抓防守，抑或攻守转换，门将的选拔，或者教练聘任，甚至村两委的换届，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任何时候球队都有自己特定的状况和条件，任何选择也都有得也有失。重要的是，除了几场输赢甚至两三个赛季的输赢，更重要的是球队自身的输赢和球队长期建设的输赢。 但是放在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上，有时候也不妨建议大家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抓住当前金融危机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大好时机，加强内置金融的建设，强化攻守转换的职能，可能就是农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个突出的抓手！ （感谢中国乡建院几位老师先后的介绍，对还只是一点粗浅的观察，有关中国乡建院这些年来的实践和介绍，可以参考乡建院官网，尤其是其中郝堂村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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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耕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逻辑
一月 8th, 2016 by 小石
——兼谈如何评价高级农业干部的领导能力 我们作为农耕民族，农业离不开水，离不开土地平整、灌溉水利等等，而这些都离不开大规模的投入和协作，离不开长短期利益的考量和规划，离不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强有力的组织，这是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但是矛盾在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离不开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支撑，离不开强有力的财政保障。可是我们人多地少，土地剩余非常有限，国家财政单薄，只能依靠间接的力量（所谓“皇权不下县”）实现对广大农村的治理，难以形成充分的社会动员。我们明明知道农业离不开来灌溉水利和土地平整，离不开农户长短期利益的规划和协调，却只能依赖地方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有限地推进水利灌溉的发展。因此，深陷旱涝灾害的侵扰和社会的大规模动荡之痛，却无能为力。这是除了与游牧民族的外部矛盾之外，我们农耕民族内部面临的根本矛盾。 工业革命提供的种子化肥农药和新的就业机会，为农业人口的部分转移和农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也为上述矛盾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工业的原始积累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也更进一步地要求我们长短期利益的平衡和行政动员能力，需要更为理性的规划和强有力的组织，即我们走工业化道路之际有可能同时解决农业发展的根本矛盾，但伴随契机而来的是对我们更大的挑战，并因殖民主义的侵扰挑战着我们民族的危亡。 按说，工业化和水利化的目标或者说长期的收益是清楚的，短期利益的减少或者说代价或投入也是必然的，新型政党和政府深入到社会基层的行政力量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组织保障，只是目标的实现方式和动员的话语表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包括如何保持实践的开放性，以便在发现问题或有了经验以后，如何及时解决问题或放大经验，也都有基本的认识和机制，虽说任务艰苦，但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所以，能否把握我们农耕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基本思路，以及在挑战和机遇面前的决断和担当能力，就是我对杜老和各个时期涉农领导能力的基本考量。（目标，组织保障，实现方式，话语系统，纠错机制，决断。） 201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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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的理念做法辨析
一月 4th, 2016 by 小石
有几个做自然教育的伙伴，谈及理想时不时会提到他们要建一个“生态家园”，具体做法上有点类似于日本的自然学校或美国的营地教育，喜欢找个僻静的地方建个基地，大家共同生活，然后靠接待各种参观与学习活动来维持生计。 这话粗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仔细一听，里面至少包含了两件事，或者说两个可能不同的侧重点，一个是要做自然教育，一个是要做生态家园。就大家目前的情况，重点放在哪个侧重点上面比较合适，我觉得值得认真做个分析。 一、自然教育是否应该进校园和进社区？ 一开始把重点放在生态家园上的话，我很担心大家的生计维持问题。比如，跑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建个生态家园或者基地，大家其实日子都比较紧吧，一上来就把有限的资金先投入到基地的建设上，以目前时断时续的参观和访学活动，什么时候能够盈利甚至收回成本？而且基地又比较偏远的话，即使加大宣传力度，一时恐怕也很难有有多少人能去？包括来来去去的人有多少人最终能安下心来，和大家一块扎根在那儿共同生活？以及现有的人员靠这些参观和访学活动维持生计，后来的人拿什么维持生计？我觉得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考虑。 另外，从自然教育的认识和实践，到生态家园的共同生活，我想还是一个由浅入深的、有梯度的参与过程。虽然这些年，环保观念似乎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包括环境教育以及华德福的另类教育实践也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和参与，但总的来说，自然教育宣传认识上的工作，仍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深化，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大家也已经做了好几年自然教育，甚至有了几年共同生活的经验，怎么把这些经验包括教训最大化，放在社会来说这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比如，怎么做好前期这些实验的梳理，包括课程和活动的“产品化”，变成一个完整的产品销售和服务链，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到回款，形成一个“闭环”。产品概念清晰了，服务系统化了，经验最大化了，团队才能稳定了。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不能仅仅守在基地里，把有限的资金都放在怎么做好店面装修上，然后“坐店等客”。可能要考虑，自然教育是否应该进社区和进学校？ 农村原来的学校一般都有一块地让师生可以做种植养殖，在种植养殖的过程中了解自然、生态以及相关科学知识与方法，感性和理性是融入在一块。城市学校虽然不见得都有一块地供师生使用，但城市公园总是向师生开放，也是城市里潜在的自然学校。包括街道上的菜市场、房前屋后的树木绿地、家里的室内阳台等，随时随地都可以作为我们开展自然教育的场所。（可以参考“慢食运动”的经验） 换句话说，要做自然教育，尤其是要普及自然教育的观念和方法的话，就不能轻易抬高大家参与的门槛，而要主动走入大家熟悉的生产生活和环境观念中去，在和大家深入的交往中来寻求突破和改变。 二、生态家园是否可以看作社区营造或者乡村建设的基本目标？ 自然教育的事情稍微有个头绪了，接下来我们再稍微看看生态家园这个话题。 我注意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是，许多从自然教育切入的伙伴容易把生态家园的概念抽象化，实践上的表现是容易从大家原有的生产生活中抽离出来。即我们在说生态家园的时候，往往是大家可能想选择和大多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个环境优美又相对安静的地方，离群索居，做一场“新乌托邦”实验？ 另外，我们不少关注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的伙伴，同时也比较关注乡村建设，或者日本和台湾常说的社区营造。但这两类实践群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细想过？ 我们以李昌平老师和孙君老师联合发起的中国乡建院为例，他们对于乡村建设，讲一个“三生共赢”的理念，即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共赢理念，也就是说，在生态家园的建设也是乡村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方向。包括我们国家目前新农村建设这块谈“美丽乡村”，美丽乡村的含义里面，生态乡村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换句话说，无论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官方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对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都已经非常重视，而我们教育口的伙伴如何抓住这种时局变化，并和各种力量的进行广泛协作，可能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目前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官方的美丽乡村运动也有不少问题，虽然谈环境或美丽，但表面功夫有了，教育的东西渗透的还比较少，很多东西流于表面，这很大程度上可能和教育的视角还没有进来有关，但也可能大家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三、自然教育实践是否应该主动融入到新老乡建的实践中去？ 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三生共赢”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而更强的共识目前首先体现在乡村建设问题上。一方面这和乡村建设问题的迫切性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乡村建设首先走出维权走向建设的思维有关，因此，十多年来乡村建设的实践成就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相反，我们教育领域，可能急需话语的调整，需要从维权走向建设的思维。目前除了学校里有一批教师在积极围绕课程、教学、办学以及信息化等进行，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之外，民间的教育活动也有几套自己的话语，这些话语之间目前仍缺少充分的对话。 目前民间的教育话语，很大程度上被维权式的“教育公平”左右比较大，和以图书馆建设、支教活动、自然教育运动、创客教育运动、青年发展运动等民间的教育实践和改良运动存在较大的脱节。换句话说，民间的教育理论话语，不仅无法为这些教育实践和改良运动提供有效的指导，甚至某种意义上可能给这些实践和改良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和误导，乃至彼此伤害。 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的探索在教育领域可能是比较边缘的，但在乡村建设领域却是目前正被大家在逐渐重视的。前段时间，李昌平老师他们在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试验点上的协作者姜佳佳跑到北京来，专门考察各类自然教育项目，我介绍大家认识，就是这种现象明显的一种反映。 现在是乡村建设的人主动找上门来考察自然教育项目，而我们做自然教育项目的，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应该积极主动地把我们的工作融入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去。这个可能是我们必须注意和及时调整的地方。 我知道，对于自然教育项目团队，从邀请大家走出来，到主动走到大家中间去，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也有很多挑战。但可能这是需要大家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在这儿稍微做了点梳理和分析，更大家聊一聊。 最后，我想用晏阳初先生的话来说，我们要想“化农民”，可能先要“农民化”；用毛泽东的语言的话，可能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道理都是想通的。我们做教育的，不能再去开道场，要接地气，而不是远离人间烟火。还望大家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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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垃圾问题没法学城里
十二月 28th, 2015 by 小石
在谈到农村的垃圾问题上，我之所以强调首先注意经验，比如不妨看看郝堂村的垃圾问题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他们搞得那么好，而不是说等到什么时候，让大家一块来想办法，大家的事所以大家一块想办法嘛，因为这种侥幸或依赖的想法要不得。 粗浅地看，郝堂村的垃圾问题是从孩子入手，用孩子来治大人。而且用孩子教育大人也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但同时也得注意，不能把村里的卫生都交给孩子。我们可以看到，各家各户一般都比较容易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问题可能主要出在公共环境卫生方面，即大家常说的“公地悲剧”。所以，孩子的任务不妨在这块先动动脑筋。 另外，从孩子还是大人入手，这还是个表面问题。毕竟很多村子，也可以通过孩子来督促大人一块注意环境卫生，但是不是把什么东西都当作垃圾一块倒到垃圾堆，又搞个大垃圾场，或者稍微好点填满了，这是不是就算解决了？ 这可能还要对我们在城市里熟知的一套观念和做法进行反思。目前至少可以看到的两个问题： 一是城里是把不需要的东西都差不多叫垃圾，对不对？最多是把旧家具旧家电等大额大件的东西卖给收废品的，其他都交给环卫工人来分类和处理，压力基本上都放在环卫工人这块，是否合理？真的都是垃圾，没有用的东西了吗？我们的回收利用系统是不是出了大的问题？仅仅依靠目前收废品的流动人员和他们的商业价值判断，是不是不合理？不合理的话，还可以怎么调整？ 二是城里垃圾的问题搞不过来可以多雇几个人，农村垃圾的问题搞不过来能不能学城里也多雇几个人？农村村落面积往往那么大，请多少环卫工人才够，有请得起吗？如果请不起的话，环卫工作仅仅是打扫垃圾的问题，还是得更系统地考虑村落的环卫方案？是不是要更系统也更透彻地来看村落、学校、家庭、游客等在环卫中潜在的责权利和能动性问题，包括基本方案和实施路径问题？等等。 总的来说，在环境卫生问题上，我们的认识还比较粗浅。我之前介绍我同学张永康的看法（“农村原来就没有什么垃圾”），以及之前回顾分田到户前农村供销社废品回收利用系统的做法，也都还非常粗浅，但之前这些经验不容忽视。另外，大量的垃圾老是靠填埋不是什么好办法，固废处理方面的技术进展需要关注。包括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大家觉得做得好的地方的经验，也非常值得不时拿来好好学习和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农村的垃圾问题没有办法学城里，这个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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