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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开放教育’ Category


从“科学2.0”到“教育2.0”?

二月 27th, 2011 by 小石

09年8月,在北大举办的Wiser-U工作坊上,法国青年Livio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探讨价值的想法,他问是否可以从”科学2.0“到”教育2.0“?但很快又陷入到科学目的、教育目的的沉思中,徘徊不前。 他的设想是,每个人、每个机构对教育都有各种各样的期望和联想,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因此整个世界的教育改革也都往往消耗在争论上,而科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彼此认同,或至少是相对清晰的,同时科学又是教育最核心的部分,那能否先不谈教育、来先谈谈科学,或者说能否通过共建科学大厦,来共建开放教育? 我对教育目的问题向他做了补充: 首先,我区分了“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教育”(教育系统)、“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教育科学)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教育”(教育目的); 然后,我指出“教育系统”正在打破藩篱走向“学习型社会”,“教育科学”正在重新聚焦到学习上并探讨“学习科学”,而“教育目的”似乎更应该归于“政治学”、“伦理学”等范畴; 因此,我认为”教育目的“不应该成为探讨教育改革时的一个障碍。谁应该隐瞒真相,而谁又能替他人决定”学习的目的“? 另外,谈到科学,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与本地实践的关系,能够引起重视: 一方面,因为谈到科学,尤其是联想到自然科学,很容易和普世价值等政治观点扯到一起去,成为一种过分抽象的概念,甚至演变成胡萝卜加大棒,和对地方实践的践踏,更不用说尊重。 我们从小”学科学“,但几乎从来不用”科学的眼光“来观察我们周围的自然、社会与我们自身。我自己在农村长大,也并没有学会观察动植物、昆虫和亲近自然。 另一方面,我尝试性地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说科学着重探讨”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价值观着重探讨”好不好“和”应不应该“的问题的话,科学和价值观之间,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否说,正是因为有”好不好“的感受才产生到底”应不应该“的思考,而思考才进一步提出”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而感受又常常和地方实践紧密关联,在提出问题和得到问题的解释之后,又对”科学解释“做进一步的反思和检验? 顺便发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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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无形的学院

十二月 8th, 2009 by 小石

这儿转帖赵晓力老师的“无形的学院”的短文,及有关“无形学院”两篇简短的介绍: “无形的学院” by 赵晓力 我手头保存的《北大研究生学刊》不全。最早的是95年第3期,主编贺照田;最后一期是98年第2期,献给百年校庆的,主编唐文明。中间96年几本的主编是杨立华,97年的主编是李四龙。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今天才搞清楚在北大读研究生那几年《学刊》的传承关系。 98年百年校庆那一期的卷首语大概是唐文明兄写的,提到了那个在农园读福柯的小组。农园的环境很好,地方很大,很安静,门口有一尊老子像,但石像的手指头不知碍了谁的事,被敲去了几根。这地方是杨立华找汤一介先生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机会向汤先生道谢。也不晓得汤先生是否知道有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曾经在那里读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 《学刊》的很多编辑和作者,我就是在那个小组认识的。在我的印象里,组成这种跨系的读书小组,应该是在96年。以前,我、强(注:读jiang,4声)世功、郑戈在法学院有一个读书小组,李猛、李康、应星、周飞舟,还有他们的大哥,毕业回了内蒙古的,在社会学系的有一个小组,但是彼此之间并无来往。我们法学院的和其他学哲学人文社科的,就更不认识了。我记得第一次和李猛打交道,是我要用一本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但书被借走了,图书馆的周慕红老师(一个非常、非常负责的图书馆员),帮我查到这书是李猛借走的,说我可以找他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让我先用。那时图书馆借书还是用卡片的,谁借了书,就在最后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从学号中能看出系别、年级。我找到社会学系住的四十六楼,李猛很爽快就把书给了我。后来他说,其实他们也经常从一本书的借书卡片上,查这本书被谁读过,看能不能找到同道。96年夏天硕士毕业,大家一起到三角地柿子林摆摊卖旧书,就渐渐熟起来了。李猛的硕士论文原来的计划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框架,好像要把帕森斯以后的理论家一网打尽,但后来写出来的还是福柯。这论文我读了一个礼拜,发现根本读不懂,又请李猛过47楼给我解释了一个晚上,仍然不是很懂,不由非常沮丧。96年暑假我开始到安徽等地做实地调查,又发现自己学的那套经济学的同义反复根本无法解释实践中的微妙之处——我曾经在《学刊》96年第1、2合刊上写过一篇书评,谈科斯定理的“同义反复”是“真知灼见”。是的,人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者在互相博弈,但他们究竟怎么最大化,为什么博弈,恰恰是实地调查中最关心的。搞懂社会理论,找一个实质性的分析工具,可能是我参加福柯小组的最直接动机。 97年第3期《学刊》上强世功那篇“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和我的评论“知识和雷格瑞的命运”,已经可以看出福柯的影响了。此前,96年冬天在陕北的调查,最终使我和强世功放弃了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转而使用福柯的权力/知识概念分析乡村司法实践。 到了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微观权力的分析技术似乎又不够了。在描述个体化权力的同时,我们需要一个处理总体化权力关系的概念。我、强世功和应星的博士论文,都或多或少使用了福柯的另一个概念——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不过,为了避免在答辩评审的时候被不知就里的评委放翻,我还是删去了论文中引用福柯的字句。几年之后,强世功又在《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法律》一书的自序中,猛烈批评了“治理术”范式:“国家转型不仅要从治理技术意义上理解,尤其要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国家转型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治主体意识。晚清以来的国家转型必须放在中西文明撞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撞击实际上体现了两种文明在中国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福柯在“治理术”一文中曾经讲到,“实际上有一个主权-纪律-治理的三角”,并打算用这个三角关系的消长来理解西欧近代的国家转型,从封建时代的司法国家,到15、16世纪由边界和领土定义的行政国家,直到后来由人口来界定的治理国家。毋宁说,世功在这篇自序中,补足了那个一直被我们所忽视的三角形的第三边:主权。去年,世功因为在报纸上发表对乌克兰大选风波的看法而被人在网络上攻击,就是因为他谈到了一个如今很不讨人喜欢的概念:主权。也许回顾一下福柯在“治理术”中的论述还是有帮助的。福柯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运用自然、契约和公意这样的概念提出一种关于治理的普遍原则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原则给主权的法律原则,和治理艺术能够通过这些原则得以界定和描述的那些因素都留出了空间。因此,一种新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越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主权,恰恰相反,主权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我在这里回顾这些学术故事,但我不想说这个读书小组是一个黛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的作者)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我理解,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 对仍然呆在这个学园里的学弟学妹,《学刊》现在和未来的编者和作者,祝愿你们也有这样的幸运。就像我的朋友席亚斌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有时你透过曲折的门廊 看见里头一闪而过的舞蹈 这时你正走过这一年龄的夜晚 (来自赵晓力的博客。赵晓力,《学志》作者,1993-99年就读于北大法学院,1999-2004年任教于北大法学院,现为清华法学院教师。) – 无形学院的独特意义 by 陈光 “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一词,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著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波义耳在1646前后提出来的。实际上是科学家以松散、民间、柔性的方式形成的研究网络。有不同的称呼:“科学沙龙”、“假日聚餐会”、“周末茶话会”、“学术车间”、“业余闲聊”,也许现在还有一“专业QQ群”、“兴趣俱乐部”等 等,统称为“无形学院”。 世界上有不少名气很大的“无形学院”,比如意大利伽利略首创的“山猫学会”;德国物理学家劳厄喜欢的“卢茨咖啡馆”;爱因斯坦为“院长”的“奥林匹亚科学院”;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组织的“混沌会”;英国剑桥的“三一中心”和“卡文迪许实验室”等。 “无形学院”无高楼深院,也无校牌校徽,名为“学院”,无师生之分,无资历之别,无派别之异,更权威之束缚,在探索与求真面前人人平等。参与者取决于爱好和兴趣,没有条条框框,研讨问题的自由度很大。只要你听得懂,文科也可以参入理科工科的讨论,理科工科也可以参入文科的讨论论。它能更好地打开思路,激发 潜藏很深的发明创造力,“无形学院”可以结出“有形成果”,这便是“无形学院”300多年历史,仍然蓬蓬勃勃的原因。 “无形学院”说明一个道理,有效的科研组织形式往往不是行政化取向的,这也许是科研与学术发展的一个规律。 (来自中思网) – 词条:无形学院 “无形学院”一词首先出现于Robert Boyle 于1646年和1647年写的两封信中,信里描述伦敦小酒馆中午餐会,当时尚无正式的期刊出版,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书籍,而且透过私人通信、书店浏览和私下传阅等方式来进行交流,此即为无形学院。 科学家一方面生产资讯,将研究成果透过正式与非正式的管道传播出去,另一方面寻求资讯,亦借由正式与非正式的传播管道得到资讯,正式的传播管道以图 书和期刊为主,非正式的管道则包括出席会议、电话交谈、私人通信、以及交换论文初稿等。经由非正式的社交接触与资讯交换,科学家建立起彼此的友谊与讨论的习惯,掌握最新科学发展的讯息,此非正式管道即形成无形学院。 广义的无形学院,泛指科学家之间一套非正式的沟通关系,此现象迄今依然存在,所以,探讨学术资讯传播与寻求行为上,无形学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书目: 傅雅秀(1998)。“科学社群与无形学院”,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5卷2期。 (来自维基百科) – 另附: 无形学院_搜搜百科 基于SNA的电子无形学院结构分析(仅摘要,谁能提供全文?谢谢) 无形学院_维基百科(英文) – 补与冬梅的对话: 冬梅:看到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才可以知道北大完美的学习气氛,那是让人喜欢和迷恋的…… 我的回复: 注意该文的标题:“无形的学院”,类似学习小组似乎跟北大没有太多联系。尤其是“知识共同体”,从来都是“跨界”合作的。 对志愿者或学者来说,各个NPO和学院都一样,经营得好的NPO或学院就是“家”,经营的不好的就是“驿站”。而人们内心里对“知识共同体”/“无形的学院”的追求却是永恒的。 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实现这种交流愿望的途径和方式不同,网络时代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我们服务于“无形的学院”的形式可能也要更加符合当代知识生活的特征,既前卫,又多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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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2.0之一:“专业演员”和“票友”的关系

十二月 5th, 2009 by 小石

朋友翻来 Danny 06年翻译的一篇文章“亲爱的孩子,你不用去上大学”,我也读了读。文章介绍了美国一位教育博客(edublogger)Will Richardson 写给自己孩子的文章。用 Danny 的话说,“Will 这篇blog以父亲的身份,写给了两个孩子Tess和Tucker,他希望孩子们将来能走一条非高等教育的成长之路。” 请允许我把 Danny 贴出来的部分译稿转贴过来: “我将竭尽全力去帮助你们发现自己的热情是什么,帮助你们作出决定,使你们能够从自己有热情的事情中学习到尽可能多的东西。我将帮助你们制订计划,去获取你热爱领域的专业知识。这个计划会包含许多的活动和各种环境,一点儿不象传统的大学经历,同时,花费也会更少。有些计划需要进教室学习,有些计划需要参加培训或者资格认证课程。其他计划包括在线视频游戏、虚拟社区,以及围绕兴趣建立的非正式网络等等,所有这些都将使你们更加接近专业技能。 “通过这个过程,我将支持你们创建自己的学习组合,以及学习的成果,时机成熟时,你可以与你未来的雇主或者合作者分享,以启动你的事业。事实上,很可能你将会发现,他们就是你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代替挂在墙上那张说明你是一名专业人士纸 片的,是一系列的作品和经历、反馈和对话,它们展示出你的专业能力、展示出你所了解的,并且非常透明。这些都包含进了一个工作或者是学习者的网络中,你会不时回到其中,它伴随着你的成长一起发展,将帮助你把握住你最重要的学习。 “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所有我花费时间坐在大学教室里‘学习’来的东西,与我出于简单的原因(我正与那些即便不是更热情但也和我一样渴望‘了解’的人们一起学习)自己去学来的大不相同。这正是我想给予你们的,去和人们连接,和与你们的热情类似的环境连接,我希望你们能够和大家一起学习,不要独自一人去学。你们要自由地创造自己的课程,找到自己的老师,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评估。在老师的引导下,作出决定哪些相关的需要学习、哪些不用学习,不再用其他人来为你们作出决定。每天结束时,你回头看,会发现绝大多数努力花得值,而不是在浪费时间。” 有不少人为这种观点呐喊。我的周围当然更是。我只想转一点不同的声音。这是“哈哈姐”的声音—— 首先申明我没研究过教育。 但我认为,任何事物包括教育形式,不可能是极端的。 现代的教育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想说,接受基础教育还是要有的。至于个性化,这个词已经确定了她本身就不是普世化的。 楼上学生曾很不喜欢学习数学之类,所以她也不可能喜欢学习金融学。因为学好这门功课,本身就需要有好的数学功底……同理,在我工作中,我就很喜欢这类的课程。因此说明,未必是课程的错误,而是课程该给什么样的学生来学,该用什么养的方式学…… 我做一点补充,也算和朋友商榷: 我赞同哈哈姐的观点。 许多人讨论今天的自由时,往往忽略了今天的自由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参照系之上的。 试想:假如没有地图作参照,会有多少自助游吗? 这儿的问题,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如何处理个人发展和现实约束的问题,要看到现实的多种可能性,和可能的路径;从组织的角度来说,是如何平衡“专业演员”和 “票友”的关系问题,怎么既让“票友”既做观众,又让“票友”有可能参与进来,共同奉献一场“专业演出”,建立一种良性的演出生态系统。 不同的只是,既有从“专业机构”玩成的“票友”,也有从“票友”玩成的“专业机构”。 另参: “用户产生内容”带来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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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温世仁:西出阳关——《西部开发十年可成》前言

十一月 23rd, 2009 by 小石

“千乡万才工程”(又被人称为“数字希望工程”)的发起人台湾“科技游侠”温世仁先生,在听一些人说西部开发要50年、甚至100年才能完成时,说了一段“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话,并因此名噪一时。 温先生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而且说出这话之后,温先生更用将近一年的时间跑遍西部十二省市调查论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同时,温先生更是亲身投入,发 起了”千乡万才工程“,准备大干一场。可惜他的西部开发事业宏图刚刚起步,03年却不幸英年早逝,该项目也一度几近陷入瘫痪。我们先看看温先生是怎么谈 的。 原文如下: 《西部开发 十年可成》前言:西出阳关 作者:温世仁 1948年我出生于台北,在台湾中部一个非常典型的农村长大。 5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在我很小的时候,孩子们都打着赤脚,在田野上玩耍,直到上中学,才有鞋穿。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家中的长辈总会教我,经过田野上的荆棘时,你的脚要抬多高、从哪个角度用力踩下去,才不会被荆棘割伤。万一不小心被荆棘割伤了脚,就抓一把泥巴将伤口糊住,过一段时间伤口自然结疤就好了。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台湾经济的苦难与成长》,描写台湾从1950年到2000年这50年间整个经济、社会、政治和各种思想的改变过 程,很多年轻的台湾孩子看了这本书以后,都很有兴趣地跟我讨论书中记载的一些事情。记得有一次,一位读者还特别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在信中说:“温先生,我们看到你写台湾过去贫苦的日子非常精彩,但是你们真的上厕所不用卫生纸,只用竹片刮一刮吗?”这些事情对于现今生活在台湾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但是当时的台湾,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我记得很清楚,在1970年我从台湾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坐式的抽水马桶,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惊奇的事情。我从1972年开始参与台湾电子工业的发展,1970年初当时一个台湾流水线的工人一个月的薪水只有10美元,1990年台湾流水线工人每个月的薪水已经涨到1000美元。在这20年间,最基层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成长了100倍,大家就可以发现中国人这种爆发性的成长率实在是惊人! 90年代我有幸参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1989年初我第一次到深圳,走到哪里被一群群的乞丐包围。记得在1991年3月第一次上海,当时的上海非常落后,下了飞机,一片漆黑,不知道最后是如何走出虹桥机场的,我心目中的繁华世界的夜上海根本看不到。第二天办完事后,从希尔顿饭店包了一部出租车,沿着现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东路、淮海路走,车子开了45分钟,路上几乎看不到一个人,我看了一下手表,当时才晚上8∶50。 1992年我们公司在上海盖厂房,那时候的虹桥机场已经修建好,我出了机场,看到满街都是游民,我问上海的同事才知道他们并非盲流,全部都是上海人。路上躺着一排排的人,因为夏天太热,家里又没有空调,于是很多人就地铺上草席乘凉,到晚上直接睡在人行道上。 1992年我参加上海东方明珠塔破土典礼的时候,在我们的身后是一片农田和荒地,这就是那时候的上海。 中国的东部就是在那样的景象之下开始开发。当时我就预言,上海在10年之内就会达到台北、香港、新加坡的繁荣。当时没有人相信,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上海,还有沿海许许多多城市的发展并不亚于台北或是香港。不到10年的时间,就已经发展到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水平了。 始于2000年8月,我参与西部开发,来到甘肃的兰州参加经贸洽谈会(简称兰洽会),才第一次了解、接触到西部开发。我记得在兰洽会期间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会,讨论怎么样开发西部,计划的拟定、推动等等的议题。我记得与会各界人士热烈地讨论,同时提出许多意见与想法。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西部开发与美国西部开发一样,要经过漫长的过程,需要花50到100年的时间,是一个跨世纪、数代人的开发工程。当时我以一个海外中国人、台商的身份受邀发言。我说:“我不了解西部开发,这虽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西部开发,但我想提出几个基本概念。”当时的主席非常的开明,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想法,都可以提出来。”于是我大胆地说:“首先,我认为中国西部开发不能与美国的西部开发相比,因为美国人在开发西部的时候是骑着马去的;而今天我们是坐喷气式飞机、带着手机、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来的,因为这样的原因,我相信中国西部的开发是可以加速的,不应当像美国的西部开发那样花费这么长的时间。50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期,50年以后我们大家都已经不在这里了,也无法去衡量谁的责任、谁的绩效情况,所以我认为50年不是一个合理的时期。第二,在广大的西部土地上,有3亿多的同胞,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炎黄子孙,同样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一直以来他们都过着与我们相差很多的生活,若还要让这些同胞再忍受50年,过这样的生活,实在是说不过去。第三,也是大家对我的意见比较重视的一点,就是用10年的时间搞开发,才有商机。若一个地方要花50年去开发,就变成了我们自己家里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会来关心。如果10年西部的成长像东部一样快的话,这就是一个爆炸性的商机,投资回报的时间比较短,引进外资的机会才会比较大。”这是一个公开讨论会,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在我提出这三点全然不同的观念后,在场的人反应不一,但是给我最大启发的是,当时大家并不完全排斥我这样的想法。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西部开发十年可成”定为我自己的一个研究的题目,希望能多花一些时间去思考、研究。 接着我们马不停蹄地到乌鲁木齐、吐鲁番、西宁各个西部的城市去访问。一路下来,“西部开发十年可成”这个想法在我的脑中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同时用很多数据去推理、思考和验证我的这个想法,发现“西部开发十年可成”是一个绝对可行的方案。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兰州、乌鲁木齐这些西部城市,就会发现他们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准远远超过1992、1993年的上海、北京。何况在网络时代,很多事情是可以加速的,所以我当时就认为开发西部并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其实10年是相当长的时间,可以将沿海全部现代化。况且,在当年做的时候,我们没有钱、没有经验、没有人才。现在这些条件都有了,当然内地的条件比较差一点,但现在有更多的资源、科技,要达到10年可成,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搜集资料,研究西部的结构。在此同时,国家将西部12个省区市的版图确定下来。所谓的西部开发包括12个省区市,分别 为:北三省陕(西)、甘(肃)、青(海);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6个省,以及5个自治区: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和广西,再加上重庆市,它的面积占中国71%的土地,人口占全国28.5%。 从兰州洽谈会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我利用公余时间分别去拜访这12个省区市,也跟这些省区市的领导探讨西部开发10年可成的可行性。同时顺道拜访了许多西部地区的学校、农村、经济开发区和工厂,以及西部主要省市已经开发不错的地区,做了许多观察和思考。在拜访这些地区的每一个地方时,都有摄影队跟随拍摄,拍摄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和纪录片。一路上与许多西部地区的领导讨论西部开发10年可成的观念,这个观念在最初的交流过程中是无法想像的,我们西部的许多官员都非常优秀和精明,经过沟通后,他们也都赞同这样做可行性是相当高的。 在2001年的7月12日,由中国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在香港举办了一场“西部开发商机与政策国际研讨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率领西部12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等西部开发负责人与香港企业界的领袖,以及台湾企业界的人士开诚布公地就西部开发的商机、西部的问题广泛地讨论并交换意见。当时我也被邀请做了《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报告,反响很大。包括西部开发办的领导,都非常开明地跟我说,其实你所说的10年可成,看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些话,给了我相当大的鼓励。我觉得应该将这一年来的努力,所做的研究、搜集的资料整理成一本书,为更多关注西部、参与西部开发的人提供参考。事实上这本 书是我和我的同事共同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跑遍西部的每个省区市,经过实地考察并与整个想法印证之后,才写出来的。 记得有一次我从西部回来,忽然发现我的眼睛结膜出血。回到台湾我就去看眼科医生,医生说可能是因为过分干燥引起的出血,帮我点了药,嘱我回去之后一个星期内每天尽量闭着眼睛,不要看东西。对于我这个喜欢天天看书、天天上网的人来说,一个礼拜不能看东西,可以说是一种惩罚。但是为了能使我的眼睛早日康复,我就尽可能地闭着眼 睛,让泪液滋润它,希望它能早一天恢复。在那段时间,几乎是我好多年来第一次每天不再花时间读书和上网。我每天醒来后就闭着眼睛,但是当我闭着眼睛的时候,我无法克制自己,想起西部的林林总总,想到那绵延不断的天山、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内蒙古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想到青海湖的水,西部勤奋工作的人们,想到虔诚的藏胞以及西部所有亲切的朋友和他们的笑脸。那个时候,我才深深感受到,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西部的一切。所以,每当我想到这些让我感动的画面的时候,常常会不知不觉地流下眼泪。经过这样一个礼拜闭目思维,使我对西部开发有了更深厚的感情,同时也更增加了我们开发西部的迫切感和决心,希望能使全国的同胞早日过上同样美好的生活。 一个礼拜过去了,对我来讲,这一个礼拜的闭目养神,对我身体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精神上的改变更大。至于不能看书、不能上网,也算是一种逃离式的生活。终于,在一个礼拜后,我的医生告诉我说:“你的眼睛已经好了。”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中有一种激情。回到住所,拍拍已经有些灰尘的行李,带着简单的行装、计算机设备,再度踏上征程,向西行去。 秋意渐浓,是谁说过“西出阳关无故人”呢? –乡村图书馆运动一样,要当十年来建,整个社会才会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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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假如用“开放获取”的思路来做“乡村图书馆”…

十一月 23rd, 2009 by 小石

给心平基金会伍松介绍“开放获取”时,我顺便提的一点关于乡村图书馆的构想—— * 比如心平基金会完全可以资助一个供各地学校免费下载的数字图书馆,并鼓励大家来提供开放获取的论文、图书、教材、视频等资源。 * 但不同于学术出版市场的是,不能强调要作者来交纳审稿费,并且为了鼓励参与,可以提供按点击量、下载量等向给作者支付稿酬等。 * 同时,根据点击量、下载量等数据,可以挖掘出许多有商业价值的优秀图书、教材等以及背后的作者及教研团队等,使项目具有一定的自我造血能力。 * 各地学校也完全可以由师生自己来下载,或根据需要来打印装订图书、文论等资料。 * 这样做的话,同时也为社会各类机构参与或资助乡村教育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平台。 * 同时也将从整体上,有效地推进教育变革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欢迎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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