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乡村图书馆’
[旧帖]安溪十八中打算把他们的图书室交给我们来托管
二月 28th, 2014 by 小石
【喜讯】安溪十八中打算把他们的图书室交给我们来托管 #福前文化中心 #1kgbook 下午开完会正要出去转转，碰上十八中的王校长和许老师来找，把他们迎上楼，他们说去二楼，二楼是图书室和多功能厅，到了二楼王老师跟我说，想把十 八中图书室二千多册的新书放到我们这边来管理；他们的老师也不会管理图书室，放在我们这边，图书更能让大家用起来；回头他让学生都到我们这边来，没有办图 书证的都补办一下…… 我听了真是又高兴又惊讶，对王老师、许老师的敬佩之情不知从何说起。昨天还在说这边中心小学的图书室藏书不少，得想想办法怎么帮他们把图书室开放起来，没想到今天中学王校长和许老师竟主动找上门来跟我们合作。 许老师更进一步提议，干脆把他们图书室的旧书也都拿过来吧，大约一千多册书。全搬过来的话，可能三千多册。王老师也立马同意。他们看图书室的书架好像放不下，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不怕放不下，就怕没书，有书我就有办法，不行再增加几个书架就完了。 另外，我也跟王老师许老师提出，书的所有权还是中学的，我们只是托管。我们会用“1kgbook图书借阅管理软件”来管理这些图书，给中学的书都登记一下，把书单发给他们。在读者分类上，我们也会专门增加一个“中学生”一个“中学老师”的分类等等。 王老师又问，我们能不能尽快就把这个事办了？问我这周怎么样？我说当然好。我给他指了指这几天在这边开会的几个同事，他们都是好劳力，趁着他们这两天在，我们就可以搬…… 其他的就先不说了。我希望大家帮我记住这两位老师的名字： 安溪十八中校长，王忠厚老师； 安溪十八中数学教师，许才智老师； 我知道十八中两位老师和其他同事对我们的信任和托付有多重，真的，沉甸甸的，但也非常钦佩他们，对扎根这里，依托社区图书室来开展“开放教育”实验，增加了不少信心。 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结束这个帖子，就像王老师许老师临走的时候，心里一动，却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只有简单的握手。 是为记。 2010年3月3日 ==== 【喜讯】社区图书室的合作单位又新增福田中心小学、福田乡政府 #福前文化中心 #1kgbook 前天中午邮电局李金平开车过来，安溪十八中的师生和福田中心小学的一些学生及我们的一些志愿者，大家一起动手，把十八中的约2700册新书都搬了过来。 晚上我们举办了简单而又隆重的仪式，邀请村民及安溪十八中、福田中心学校、乡政府、农场、合作社、邮局、信用社、水电站、老年协会、妇女文艺队、青年篮球队等等，庆祝安溪十八中与福前文化中心共建社区图书室，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仪式傍晚7点半开始，不到7点二楼的多功能厅就已经挤满了人，阳台上也到处都是游戏的孩子。仪式虽然简单，但赵乡长、陈场长、王校长发表了不少呼吁和感言，建生老师也和大家一块展望福前美好的明天。整个大厅淹没在村民的掌声里。仪式之后的歌舞晚会，更是让现场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 不等晚会结束，福田中心学校的陈校长就表示，看能不能把小学的1万多册图书也搬过来；赵乡长也表示乡里正申请的2000多册图书回头也放过来；陈场长看书有了，说书架他们想办法。大家踌躇满志，要为福前的社区文化事业出把力，共建我们的社区图书馆。 晚会结束以后，大家仍意犹未尽，坐谈到很晚。 原帖首发：http://is.gd/9NJDY 201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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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科学运动（KSSP）
一月 26th, 2014 by 小石
印度不只有历史和信仰。前几天看到《台湾立报》上几年前对印度喀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的核心成员文诺（Vinod Raina）的访谈——“科学不能与生活分离”（http://t.cn/aBnEvH），我更感觉到，他们既吸收了科学精神，又自甘地开始形成了一种服务民众的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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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刘健芝老师的“印度经验”专题
九月 9th, 2011 by 小石
印度经验之一：乡村图书馆 —— 公共生活空间的开拓； 印度经验之二：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社区建设的树人工程； 印度经验之三：印度的扫盲运动——农村贫困者自主力的开发； 印度经验之四：民众科学运动的“资源谱图”——心和身的参与； 印度经验之五：“人民计划运动” —— 自信和尊严滋长的土壤； 印度经验之六：从兴建卫生间到建立社会清廉 印度经验6篇文章的汇总； 民众科学运动相关链接： 民众科学运动（KSSP）的 维基词条； KSSP的网站：www.kssp.in； KSSP之友的网站：www.kssp.org； 我收藏的一些有关KSSP的资料：http://delicious.com/xiansf/民众科学运动； 补充： 刘健芝：印度喀拉拉邦扶贫启示录（2006年10月）； 黎光寿：克拉拉人民科学运动：科学与民主，在都会之外； 刘健芝老师其他文章及其参与的各类组织和论坛： 刘健芝：陶罐铁罐的启示； 刘健芝：抵抗的全球化：在实践中思考； 刘健芝：家国历史中沉默的女人； 温铁军、刘健芝：一个农民改变了一个城市――日本长井市彩虹计划考察报告； 汪晖、刘健芝采访：萨米尔·阿明：埃及的运动； 刘健芝：当代文化重建的困难与可能性（2010年10月）； 刘健芝：另类视野：文化/社会研究译丛（2000年~2005年） 刘健芝等发起的NGO：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CSD） 另类实践世界论坛 / 现代另类实践世界论坛； 世界社会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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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把自己当回事”与“问题的科学化”
九月 6th, 2010 by 小石
前天下午在心平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英强介绍了“立人乡村图书馆”（顺便宣传一下立人的豆瓣小店）的夏令营和产品设计理念。不知道当前公益事业的什么问题，让伍松借用了梁晓燕老师的一句话，说出了我们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云云。结果现场有人以个人的故事回应，觉得也“不能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两人像是在绕口令。让人既心酸，又好玩。 “该不该把自己当回事？”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陷入一个误区：这到底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还是不要把我们眼前要做的事太当回事？如果不要把我们要做的事太当回事，那又该怎么做？：）如果不是说事，是说人，那么，“年轻人最可贵的是信心和勇气”，这种俗话还要不要再说？两种说法的矛盾，又会给年轻人带来什么样的混乱？ 在寻求共识和寻求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惊叹于诞生于西方的科学思维的简洁：首先强调问题的科学化，尽可能清晰地描述问题、界定问题，然后把问题作为“科学问题”开放出来，让关注这一问题的所有人来辨析问题的真伪，尝试提出新的问题，或者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等。在这儿，科学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协作框架，通过科研和实践，也把大家扭结成了一个可以有效推进社会认知和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共同体”。 当这种协作框架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时，无论个体是否有足够的自信，社会如何评价他的道德美丑，等等，都不至于动摇一项事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基本动力机制。 不过在这儿，的确有人清醒地认识到，“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因为从发现问题、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到具体解决问题的组织和社会动员等，包含了一系列的环节，离不开多方的协作和努力。但也有人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因为科学乃至社会的演进，首先都源于个人的敏锐、探索和努力。 但这是否意味着，经过科学训练的人与没有经过科学训练的人之间，又达成了某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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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喜欢读书上网和关心当地事务的人， 来运营和管理乡村图书馆！
十二月 19th, 2009 by 小石
注：这是给格桑花洪波老师的一封信中的部分内容。 先说一个例子。 前两天，有个甘肃定西的大四学生找到我，一边想帮助当地建一个图书室，一边抱怨当地现有的图书室如何如何。 开始我一直听他说，后来我试着解构他的问题，把他的抱怨一个一个化解到，让他认识到有时看似简单问题实际上背后牵扯的因素比较复杂，我们往往只是凭一时模糊的感觉在判断，很少做过认真分析。 接着我又问他觉得一个外来的NGO能设计出符合他们当地的图书室吗？他想了想说不能。我说对，如果没有他们当地的人积极参与，一个外来的NGO要帮助他们设计一个与当地实际情况结合、运作良好的图书室或者社区文化中心等，是非常困难的。他也表示同意。 然后我问他怎么做呢？他慢慢开始思考。开始他跟我说提一些思路，比如怎么热心的当地老师（尤其是人就是本村的）和喜欢读书的初高中生结合起来，组成读书小组和图书室管理小组等。但好像光靠这些人还很难保障图书馆的正常运营。 我就先放下话题，我又随便和他聊了聊他们村里的情况、他家里的情况。他告诉我他老爸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现在他又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我开玩笑，他们家是当地的“书香门第”。我们聊得很开心。 然后我又问，他们同学中是不是也有上大学的，有联系吗？他说有，邻村就有，有联系。我就问他，他们能不能几个同学一块来联系起来，肯定没法在几个村同时建，但能不能现在一个村子里建图书室呢？ 他稍有犹豫，但马上告诉我，没问题。然后我让他来想象这样做，实际上还可能增加村与村之间年轻人的交往，频繁的交往也可能更容易活跃大家的思维方式，而且并不一定需要每天去图书室，只要每周可以去交流一两次不也挺好吗？等等。 现在他在尝试构思，怎么把他们当地出去的大学生、当地的老师和贤达人士、以及仍在当地就读的高年级同学组织起来，设计一个能融合本地多种资源、能持续运营的乡村图书室方案。 他希望，他能做到这些的话，我和朋友就能帮他们来建图书室。我说没问题。因为我相信，很多参与乡村图书室建设的NGO都希望看到当地人的努力，在必要的时候，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 提出我的设想。 昨晚上回来的路上，我又在想，前两天是发起了一个话题，来收集“关于书的100问”，这是从问题入手。此外，还可以从榜样入手，直接让大家来介绍各自周围的榜样，一块来分析各种榜样的经验，看哪些经验更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发动大家，做好案例的搜集整理工作。 但由这种思路进一步延伸的话，是否也可以延伸出一种思路，比如怎么寻找真正爱书、懂书的人，让他们成为乡村图书室申请和运营的核心力量？ 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让我草拟一份《乡村图书馆建设的简明指南》的话，我会怎么来写？下面是初稿： 标题：让喜欢读书上网和关心当地事务的人，来运营和管理乡村图书馆！ 请所有抱着为家乡建一个乡村图书室的朋友，认真读以下文字。这既包含了我们被迫接受部分现实的妥协，也包含了我们坚守理想所进行的思考，同时包含一些要求和建议： 1、我们对乡村问题都已有了足够深刻的认识，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做大量的调查，我们只是想寻找喜欢读书上网和关心当地事务的人、寻找和我们一起重建家园的合作伙伴。（简单地说，我们不是来献爱心，而是要寻找“重建家园”的合作伙伴。） 2、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在我们的家园建立“图书室”，让“新文化”先有在我们的家园扎根的可能。（同时，图书室既是各地家园重建中的文化信息中心，也是许多NPO的联合办公室。） 3、但也要说明，任何NPO（公益组织）都无法设计符合每个当地实际情况的图书室，只有我们当地人的主动参与，加上相关组织的协助，事情才有可能变得简单。（所以说，本地人是乡村图书室建设和运营的核心力量。） 4、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找到12个真正喜欢读书上网和关注当地事务的人，再来找我们。（这源于《富兰克林自传》的启示，富兰克林正是用这种简单的办法，让早年还被欧洲人耻笑为蛮荒之地的美国，在三五年时间变成文明世界的新力量。）——（请，从你周围找出这12个人，这12个有知识有能力且具有分享精神/Sharism的人士，将是你我“重建家园”中最好的伙伴。） 5、请在线下线上，分享这12个人关于读书上网和成长的故事。——（请牢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我们身边的榜样。） 6、在向我们提交援建图书室的申请之前，请先认真了解“公益信托”的游戏规则。简单地说，就是你只有借阅和参与管理的权利，我们也只是一家公益信托机构，所有的图书资源都是社会的。（要建乡村图书室，请了解乡村图书馆的公益信托机制。向我们来借，别向我们来要。我们向捐助人负责，你向我们负责。）（注：当然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思路，还有很多东西有待进一步探讨。） 7、请优先考虑把“社区图书室”做成孩子们真正的第二课堂，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自由学习、与伙伴一块学习的环境。学校教育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要做到。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孩子们缺少了自学、与伙伴一起学习的习惯和能力，老师的工作压力也很大，教育改革也无从谈起。（请认真思考我们的建议，把“社区图书室”做成孩子们真正的第二课堂） 8、建议你把最初的努力目标设定为，要像大的美术馆那样，有住馆艺术家、工作人员、志愿者、艺术爱好者等构建起来的自组织学习社区，在乡村图书馆的运作中，也要构建类似的自组织学习社区。（即，以乡村图书室为中心，建立当地的自组织学习社区。） 9、我们知道这些工作极富挑战性，组织协调工作会面临极大的考验，所以请组织者认真研读“议事规则”，吃透它，用活它。（>袁天鹏翻译的第十版《罗伯特议事规则》，是我们为”组织工作者“推荐的必读书目。） 10、永远都有干不完的活，所以请保持开放，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既时刻寻找专业的力量，也要理解并释放业余的力量。（用好业余的人，做好专业的事。） 11、只有满足以上条件的人，才有机会加入我们的工作支持网络。 12、而当你们把图书室真正成功运转起来以后，成功不仅属于你，属于你的伙伴，也属于你的家乡，也包括我们所有人。反过来，你和你的伙伴，也将受到你的家乡和我们所有人的尊重。（但仍请牢记，《蝙蝠侠》中“班叔叔”教给“蝙蝠侠”的一句话：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让我们一起建设我们的未来家园！） …… 欢迎大家来讨论这个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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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无形的学院
十二月 8th, 2009 by 小石
这儿转帖赵晓力老师的“无形的学院”的短文，及有关“无形学院”两篇简短的介绍： “无形的学院” by 赵晓力 我手头保存的《北大研究生学刊》不全。最早的是95年第3期，主编贺照田；最后一期是98年第2期，献给百年校庆的，主编唐文明。中间96年几本的主编是杨立华，97年的主编是李四龙。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今天才搞清楚在北大读研究生那几年《学刊》的传承关系。 98年百年校庆那一期的卷首语大概是唐文明兄写的，提到了那个在农园读福柯的小组。农园的环境很好，地方很大，很安静，门口有一尊老子像，但石像的手指头不知碍了谁的事，被敲去了几根。这地方是杨立华找汤一介先生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机会向汤先生道谢。也不晓得汤先生是否知道有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曾经在那里读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 《学刊》的很多编辑和作者，我就是在那个小组认识的。在我的印象里，组成这种跨系的读书小组，应该是在96年。以前，我、强（注：读jiang，4声）世功、郑戈在法学院有一个读书小组，李猛、李康、应星、周飞舟，还有他们的大哥，毕业回了内蒙古的，在社会学系的有一个小组，但是彼此之间并无来往。我们法学院的和其他学哲学人文社科的，就更不认识了。我记得第一次和李猛打交道，是我要用一本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但书被借走了，图书馆的周慕红老师（一个非常、非常负责的图书馆员），帮我查到这书是李猛借走的，说我可以找他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让我先用。那时图书馆借书还是用卡片的，谁借了书，就在最后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从学号中能看出系别、年级。我找到社会学系住的四十六楼，李猛很爽快就把书给了我。后来他说，其实他们也经常从一本书的借书卡片上，查这本书被谁读过，看能不能找到同道。96年夏天硕士毕业，大家一起到三角地柿子林摆摊卖旧书，就渐渐熟起来了。李猛的硕士论文原来的计划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框架，好像要把帕森斯以后的理论家一网打尽，但后来写出来的还是福柯。这论文我读了一个礼拜，发现根本读不懂，又请李猛过47楼给我解释了一个晚上，仍然不是很懂，不由非常沮丧。96年暑假我开始到安徽等地做实地调查，又发现自己学的那套经济学的同义反复根本无法解释实践中的微妙之处——我曾经在《学刊》96年第1、2合刊上写过一篇书评，谈科斯定理的“同义反复”是“真知灼见”。是的，人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者在互相博弈，但他们究竟怎么最大化，为什么博弈，恰恰是实地调查中最关心的。搞懂社会理论，找一个实质性的分析工具，可能是我参加福柯小组的最直接动机。 97年第3期《学刊》上强世功那篇“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和我的评论“知识和雷格瑞的命运”，已经可以看出福柯的影响了。此前，96年冬天在陕北的调查，最终使我和强世功放弃了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转而使用福柯的权力/知识概念分析乡村司法实践。 到了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微观权力的分析技术似乎又不够了。在描述个体化权力的同时，我们需要一个处理总体化权力关系的概念。我、强世功和应星的博士论文，都或多或少使用了福柯的另一个概念——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不过，为了避免在答辩评审的时候被不知就里的评委放翻，我还是删去了论文中引用福柯的字句。几年之后，强世功又在《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法律》一书的自序中，猛烈批评了“治理术”范式：“国家转型不仅要从治理技术意义上理解，尤其要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国家转型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治主体意识。晚清以来的国家转型必须放在中西文明撞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撞击实际上体现了两种文明在中国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福柯在“治理术”一文中曾经讲到，“实际上有一个主权-纪律-治理的三角”，并打算用这个三角关系的消长来理解西欧近代的国家转型，从封建时代的司法国家，到15、16世纪由边界和领土定义的行政国家，直到后来由人口来界定的治理国家。毋宁说，世功在这篇自序中，补足了那个一直被我们所忽视的三角形的第三边：主权。去年，世功因为在报纸上发表对乌克兰大选风波的看法而被人在网络上攻击，就是因为他谈到了一个如今很不讨人喜欢的概念：主权。也许回顾一下福柯在“治理术”中的论述还是有帮助的。福柯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运用自然、契约和公意这样的概念提出一种关于治理的普遍原则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原则给主权的法律原则，和治理艺术能够通过这些原则得以界定和描述的那些因素都留出了空间。因此，一种新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越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主权，恰恰相反，主权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我在这里回顾这些学术故事，但我不想说这个读书小组是一个黛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的作者）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我理解，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 对仍然呆在这个学园里的学弟学妹，《学刊》现在和未来的编者和作者，祝愿你们也有这样的幸运。就像我的朋友席亚斌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有时你透过曲折的门廊 看见里头一闪而过的舞蹈 这时你正走过这一年龄的夜晚 （来自赵晓力的博客。赵晓力，《学志》作者，1993－99年就读于北大法学院，1999－2004年任教于北大法学院，现为清华法学院教师。） – 无形学院的独特意义 by 陈光 “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一词，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著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波义耳在1646前后提出来的。实际上是科学家以松散、民间、柔性的方式形成的研究网络。有不同的称呼：“科学沙龙”、“假日聚餐会”、“周末茶话会”、“学术车间”、“业余闲聊”，也许现在还有一“专业QQ群”、“兴趣俱乐部”等 等，统称为“无形学院”。 世界上有不少名气很大的“无形学院”，比如意大利伽利略首创的“山猫学会”；德国物理学家劳厄喜欢的“卢茨咖啡馆”；爱因斯坦为“院长”的“奥林匹亚科学院”；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组织的“混沌会”；英国剑桥的“三一中心”和“卡文迪许实验室”等。 “无形学院”无高楼深院，也无校牌校徽，名为“学院”，无师生之分，无资历之别，无派别之异，更权威之束缚，在探索与求真面前人人平等。参与者取决于爱好和兴趣，没有条条框框，研讨问题的自由度很大。只要你听得懂，文科也可以参入理科工科的讨论，理科工科也可以参入文科的讨论论。它能更好地打开思路，激发 潜藏很深的发明创造力，“无形学院”可以结出“有形成果”，这便是“无形学院”300多年历史，仍然蓬蓬勃勃的原因。 “无形学院”说明一个道理，有效的科研组织形式往往不是行政化取向的，这也许是科研与学术发展的一个规律。 （来自中思网） – 词条：无形学院 “无形学院”一词首先出现于Robert Boyle 于1646年和1647年写的两封信中，信里描述伦敦小酒馆中午餐会，当时尚无正式的期刊出版，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书籍，而且透过私人通信、书店浏览和私下传阅等方式来进行交流，此即为无形学院。 科学家一方面生产资讯，将研究成果透过正式与非正式的管道传播出去，另一方面寻求资讯，亦借由正式与非正式的传播管道得到资讯，正式的传播管道以图 书和期刊为主，非正式的管道则包括出席会议、电话交谈、私人通信、以及交换论文初稿等。经由非正式的社交接触与资讯交换，科学家建立起彼此的友谊与讨论的习惯，掌握最新科学发展的讯息，此非正式管道即形成无形学院。 广义的无形学院，泛指科学家之间一套非正式的沟通关系，此现象迄今依然存在，所以，探讨学术资讯传播与寻求行为上，无形学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书目： 傅雅秀(1998)。“科学社群与无形学院”，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5卷2期。 （来自维基百科） – 另附： 无形学院_搜搜百科 基于SNA的电子无形学院结构分析（仅摘要，谁能提供全文？谢谢） 无形学院_维基百科（英文） – 补与冬梅的对话： 冬梅：看到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才可以知道北大完美的学习气氛，那是让人喜欢和迷恋的…… 我的回复： 注意该文的标题：“无形的学院”，类似学习小组似乎跟北大没有太多联系。尤其是“知识共同体”，从来都是“跨界”合作的。 对志愿者或学者来说，各个NPO和学院都一样，经营得好的NPO或学院就是“家”，经营的不好的就是“驿站”。而人们内心里对“知识共同体”/“无形的学院”的追求却是永恒的。 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实现这种交流愿望的途径和方式不同，网络时代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我们服务于“无形的学院”的形式可能也要更加符合当代知识生活的特征，既前卫，又多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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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温世仁：西出阳关——《西部开发十年可成》前言
十一月 23rd, 2009 by 小石
“千乡万才工程”（又被人称为“数字希望工程”）的发起人台湾“科技游侠”温世仁先生，在听一些人说西部开发要50年、甚至100年才能完成时，说了一段“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话，并因此名噪一时。 温先生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而且说出这话之后，温先生更用将近一年的时间跑遍西部十二省市调查论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同时，温先生更是亲身投入，发 起了”千乡万才工程“，准备大干一场。可惜他的西部开发事业宏图刚刚起步，03年却不幸英年早逝，该项目也一度几近陷入瘫痪。我们先看看温先生是怎么谈 的。 原文如下： 《西部开发 十年可成》前言：西出阳关 作者：温世仁 1948年我出生于台北，在台湾中部一个非常典型的农村长大。 5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在我很小的时候，孩子们都打着赤脚，在田野上玩耍，直到上中学，才有鞋穿。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家中的长辈总会教我，经过田野上的荆棘时，你的脚要抬多高、从哪个角度用力踩下去，才不会被荆棘割伤。万一不小心被荆棘割伤了脚，就抓一把泥巴将伤口糊住，过一段时间伤口自然结疤就好了。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台湾经济的苦难与成长》，描写台湾从1950年到2000年这50年间整个经济、社会、政治和各种思想的改变过 程，很多年轻的台湾孩子看了这本书以后，都很有兴趣地跟我讨论书中记载的一些事情。记得有一次，一位读者还特别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在信中说：“温先生，我们看到你写台湾过去贫苦的日子非常精彩，但是你们真的上厕所不用卫生纸，只用竹片刮一刮吗？”这些事情对于现今生活在台湾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但是当时的台湾，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我记得很清楚，在1970年我从台湾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坐式的抽水马桶，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惊奇的事情。我从1972年开始参与台湾电子工业的发展，1970年初当时一个台湾流水线的工人一个月的薪水只有10美元，1990年台湾流水线工人每个月的薪水已经涨到1000美元。在这20年间，最基层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成长了100倍，大家就可以发现中国人这种爆发性的成长率实在是惊人！ 90年代我有幸参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1989年初我第一次到深圳，走到哪里被一群群的乞丐包围。记得在1991年3月第一次上海，当时的上海非常落后，下了飞机，一片漆黑，不知道最后是如何走出虹桥机场的，我心目中的繁华世界的夜上海根本看不到。第二天办完事后，从希尔顿饭店包了一部出租车，沿着现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东路、淮海路走，车子开了45分钟，路上几乎看不到一个人，我看了一下手表，当时才晚上8∶50。 1992年我们公司在上海盖厂房，那时候的虹桥机场已经修建好，我出了机场，看到满街都是游民，我问上海的同事才知道他们并非盲流，全部都是上海人。路上躺着一排排的人，因为夏天太热，家里又没有空调，于是很多人就地铺上草席乘凉，到晚上直接睡在人行道上。 1992年我参加上海东方明珠塔破土典礼的时候，在我们的身后是一片农田和荒地，这就是那时候的上海。 中国的东部就是在那样的景象之下开始开发。当时我就预言，上海在10年之内就会达到台北、香港、新加坡的繁荣。当时没有人相信，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上海，还有沿海许许多多城市的发展并不亚于台北或是香港。不到10年的时间，就已经发展到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水平了。 始于2000年8月，我参与西部开发，来到甘肃的兰州参加经贸洽谈会（简称兰洽会），才第一次了解、接触到西部开发。我记得在兰洽会期间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会，讨论怎么样开发西部，计划的拟定、推动等等的议题。我记得与会各界人士热烈地讨论，同时提出许多意见与想法。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西部开发与美国西部开发一样，要经过漫长的过程，需要花50到100年的时间，是一个跨世纪、数代人的开发工程。当时我以一个海外中国人、台商的身份受邀发言。我说：“我不了解西部开发，这虽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西部开发，但我想提出几个基本概念。”当时的主席非常的开明，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想法，都可以提出来。”于是我大胆地说：“首先，我认为中国西部开发不能与美国的西部开发相比，因为美国人在开发西部的时候是骑着马去的；而今天我们是坐喷气式飞机、带着手机、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来的，因为这样的原因，我相信中国西部的开发是可以加速的，不应当像美国的西部开发那样花费这么长的时间。50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期，50年以后我们大家都已经不在这里了，也无法去衡量谁的责任、谁的绩效情况，所以我认为50年不是一个合理的时期。第二，在广大的西部土地上，有3亿多的同胞，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炎黄子孙，同样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一直以来他们都过着与我们相差很多的生活，若还要让这些同胞再忍受50年，过这样的生活，实在是说不过去。第三，也是大家对我的意见比较重视的一点，就是用10年的时间搞开发，才有商机。若一个地方要花50年去开发，就变成了我们自己家里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会来关心。如果10年西部的成长像东部一样快的话，这就是一个爆炸性的商机，投资回报的时间比较短，引进外资的机会才会比较大。”这是一个公开讨论会，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在我提出这三点全然不同的观念后，在场的人反应不一，但是给我最大启发的是，当时大家并不完全排斥我这样的想法。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西部开发十年可成”定为我自己的一个研究的题目，希望能多花一些时间去思考、研究。 接着我们马不停蹄地到乌鲁木齐、吐鲁番、西宁各个西部的城市去访问。一路下来，“西部开发十年可成”这个想法在我的脑中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同时用很多数据去推理、思考和验证我的这个想法，发现“西部开发十年可成”是一个绝对可行的方案。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兰州、乌鲁木齐这些西部城市，就会发现他们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准远远超过1992、1993年的上海、北京。何况在网络时代，很多事情是可以加速的，所以我当时就认为开发西部并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其实10年是相当长的时间，可以将沿海全部现代化。况且，在当年做的时候，我们没有钱、没有经验、没有人才。现在这些条件都有了，当然内地的条件比较差一点，但现在有更多的资源、科技，要达到10年可成，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搜集资料，研究西部的结构。在此同时，国家将西部12个省区市的版图确定下来。所谓的西部开发包括12个省区市，分别 为：北三省陕（西）、甘（肃）、青（海）；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6个省，以及5个自治区：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和广西，再加上重庆市，它的面积占中国71％的土地，人口占全国28.5％。 从兰州洽谈会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我利用公余时间分别去拜访这12个省区市，也跟这些省区市的领导探讨西部开发10年可成的可行性。同时顺道拜访了许多西部地区的学校、农村、经济开发区和工厂，以及西部主要省市已经开发不错的地区，做了许多观察和思考。在拜访这些地区的每一个地方时，都有摄影队跟随拍摄，拍摄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和纪录片。一路上与许多西部地区的领导讨论西部开发10年可成的观念，这个观念在最初的交流过程中是无法想像的，我们西部的许多官员都非常优秀和精明，经过沟通后，他们也都赞同这样做可行性是相当高的。 在2001年的7月12日，由中国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在香港举办了一场“西部开发商机与政策国际研讨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率领西部12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等西部开发负责人与香港企业界的领袖，以及台湾企业界的人士开诚布公地就西部开发的商机、西部的问题广泛地讨论并交换意见。当时我也被邀请做了《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报告，反响很大。包括西部开发办的领导，都非常开明地跟我说，其实你所说的10年可成，看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些话，给了我相当大的鼓励。我觉得应该将这一年来的努力，所做的研究、搜集的资料整理成一本书，为更多关注西部、参与西部开发的人提供参考。事实上这本 书是我和我的同事共同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跑遍西部的每个省区市，经过实地考察并与整个想法印证之后，才写出来的。 记得有一次我从西部回来，忽然发现我的眼睛结膜出血。回到台湾我就去看眼科医生，医生说可能是因为过分干燥引起的出血，帮我点了药，嘱我回去之后一个星期内每天尽量闭着眼睛，不要看东西。对于我这个喜欢天天看书、天天上网的人来说，一个礼拜不能看东西，可以说是一种惩罚。但是为了能使我的眼睛早日康复，我就尽可能地闭着眼 睛，让泪液滋润它，希望它能早一天恢复。在那段时间，几乎是我好多年来第一次每天不再花时间读书和上网。我每天醒来后就闭着眼睛，但是当我闭着眼睛的时候，我无法克制自己，想起西部的林林总总，想到那绵延不断的天山、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内蒙古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想到青海湖的水，西部勤奋工作的人们，想到虔诚的藏胞以及西部所有亲切的朋友和他们的笑脸。那个时候，我才深深感受到，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西部的一切。所以，每当我想到这些让我感动的画面的时候，常常会不知不觉地流下眼泪。经过这样一个礼拜闭目思维，使我对西部开发有了更深厚的感情，同时也更增加了我们开发西部的迫切感和决心，希望能使全国的同胞早日过上同样美好的生活。 一个礼拜过去了，对我来讲，这一个礼拜的闭目养神，对我身体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精神上的改变更大。至于不能看书、不能上网，也算是一种逃离式的生活。终于，在一个礼拜后，我的医生告诉我说：“你的眼睛已经好了。”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中有一种激情。回到住所，拍拍已经有些灰尘的行李，带着简单的行装、计算机设备，再度踏上征程，向西行去。 秋意渐浓，是谁说过“西出阳关无故人”呢？ –乡村图书馆运动一样，要当十年来建，整个社会才会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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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假如用“开放获取”的思路来做“乡村图书馆”…
十一月 23rd, 2009 by 小石
给心平基金会伍松介绍“开放获取”时，我顺便提的一点关于乡村图书馆的构想—— * 比如心平基金会完全可以资助一个供各地学校免费下载的数字图书馆，并鼓励大家来提供开放获取的论文、图书、教材、视频等资源。 * 但不同于学术出版市场的是，不能强调要作者来交纳审稿费，并且为了鼓励参与，可以提供按点击量、下载量等向给作者支付稿酬等。 * 同时，根据点击量、下载量等数据，可以挖掘出许多有商业价值的优秀图书、教材等以及背后的作者及教研团队等，使项目具有一定的自我造血能力。 * 各地学校也完全可以由师生自己来下载，或根据需要来打印装订图书、文论等资料。 * 这样做的话，同时也为社会各类机构参与或资助乡村教育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平台。 * 同时也将从整体上，有效地推进教育变革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欢迎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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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心里把“读书会”描绘成什么样子？
九月 11th, 2009 by 小石
有人说： “读书会最好大家都读过那本书，所以这个比较难吧”； 我不由得想： 不知道大家在心里把“读书会”描绘成什么样子？呵 1、一个人介绍他读某本书的经历和感受，其他人作为听众，同时分享自己类似的阅读体验？ 2、大家都拿着同一本书，你读一段，我读一段，并相互分享阅读的感受？ 3、一个人介绍他对某个话题的阅读和思考经历，其他人作为听众，同时分享自己的类似体验？ 4、大家一块探讨某个问题，你的阅读、观察和分析，我的阅读、观察和分析，然后相互探讨及进一步阅读？ …… 有人回复： 我个人觉得是第三种形式，这个形式能容纳更多样的参加者，而且能给大家多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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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塑造着我心目中的“乡村名校”！
七月 10th, 2009 by 小石
推荐甘肃张掖星光小学支教老师睿若水的两篇图片故事： 执教反思 http://www.haokanbu.com/story/179869/ 支教感悟（一） http://www.haokanbu.com/story/203665/ 小石给睿老师的回复： 读到这样的支教感悟和反思，真是既酸楚又欣慰。 去年我在山东“三支一扶”的一个QQ群组里，听到的不少怨言，甚至自暴自弃。 在PLP爱心传递工程的工作中，有人把寻找长期支教老师做为一项重要工作，但我心里很矛盾。 我不是不知道教育工作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等本身对长期性、稳定性等的需要。 只是在北师大“农民之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在没有一个持续跟进和支持的教师工作的辅助社区支持下，让一些大学生经过简单的培训就投入到 乡村中小学的教育实践中去，能在那些学校环境下勉强“生存”下来的大学生已经寥寥无几，更不用说个别留下来的学生作为一代青年要给学校带来多大新的变化。 这样的环境下，新教师的热情往往迅速被磨损了，似乎也逼迫他们回到了现实，承认现实的变化总是在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之后才会产生的。 这也促使我一方面反省“教育支持系统”或“教师互助社区”的意义，一方面挖掘“短期支教”甚至支教之外的“自助式学习系统”——“乡村图书室”的价值。 我很高兴的是，你们学校的团队就是一个很好的微型教师互助社区，老玉米校长、李明山老师等更是善于在更大的范围内，营造一个教师社区，并为年轻教师开拓视野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真是一个非常难得团队。 这是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里的几段话： 也许，相比打造国际理念的学生的雄心，进入国际学校的最大的好处要平凡的多。 “国际名校指南”的普莱勒女士称，运作良好的国际学校“对于帮助来来去去的学生非常在行。” 据专家估计，学生平均在他们那里只待3年——尽管有时事实证明，对所有在外国城市中的外籍家庭的父母而言，好的国际学校有相当的吸引力，因此父母会继续选择国际学校。 普莱勒女士补充说： “平时，教师、管理人员，甚至是餐厅的工作人员，都会照看新来的和仍不合群的孩子。”这可能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摘自 戴维•特纳(David Turner)的《国际学校对孩子好吗？》一文， FTChinese.com 2009-06-09 在你们身上，我也似乎看到了，学校里每个工作人员都会照顾新来的和仍不合群的孩子。你们也在不断塑造着我们心目中的名校！ 另外，我想推荐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女士的这本书——《举全村之力》，希拉里女士最基本的含义是，举全村之力，养育孩子。当我看到你对幼儿教育工作的描述时，我深切的感受到，必须积极地调动家长和当地各种志愿力量，参与到幼儿的成长和教育中来。 最后，顺祝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 另附： 渐进主义与跳跃式思维 （200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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